互联网经济下平台用工的规制路径

在“智能革命”引领的信息生产力推动下,数字平台行业逐步建立以互联网算法为核心的共享商业模式。随着数字化新经济加速转型,互联网平台也衍生出多种用工种类,平台之间就业所需的技能水平、工作的组织形式和控制方式也各不相同。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的劳动用工管理模式,使平台用工关系难以按照现行法律加以适用保护。如网约车、外卖配送等新业态的就业模式亟需在政策规划下维持灵活性和保障性之间的平衡,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建立兼顾公平价值的协调机制,使互联网平台经济继续焕发新的活力。

非标准就业视角下的平台就业研究——基于网约车驾驶员从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

平台经济的发展衍生出新就业形态,从就业形态的视角出发,平台就业分为标准就业和非标准就业。以网约车平台为例,基于全国性调查的数据,分析平台就业及其不同就业形态的特征及问题。研究发现,平台就业对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具有重要民生意义;但超时劳动和社会保险缺失等问题较为严重,其中,社会保险的缺失,主要是由于非标准就业部分没有社会保险而导致的;非标准就业的总体工作满意度低于标准就业。相关性分析显示,非标准就业与平均月收入、社保和工作满意度显著负相关。提出应改变当前较为混乱的平台用工合同状况,探索实行准劳动合同制度;应将规范工作时长、完善社会保险作为规制平台用工的主要内容;应依据不同就业形态分类探讨相应的用工规制和治理;应研究出台平台就业专项就业政策;应加强组织实施平台就业专项调查等建议。

我国农民工地位弱化的制度反思——以非正规就业法律规制为视角

2017年第106届国际劳工大会指出高非正规化率将使得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中陷入更低端、更脆弱的境地。我国非正规就业人员主要是＂半工半农＂农民工群体。就业类型的非正规性、劳工力量微弱是其用工歧视、劳动保障欠缺的重要原因。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需要从＂非正规用工＂视角探索我国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形成、劳工力量消减的制度原因,从立法对象、用工模式以及集体协商机制等方面完善未来我国农民工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空间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