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改善的影响研究

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对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22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作用机制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降低城市碳强度和提升碳全要素生产率;(2)用能权交易制度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碳强度的降低,同时也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非资源型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创新效应和监管效应等途径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4)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排放改善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能够实现环境红利和社会福利相容发展。因此,稳步扩大试点政策范围,积极探索实现路径和推进区域协同是实现绿色低碳的重要保障。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根本途径,厘清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渠道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关键。以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19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此外,用能权交易制度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依企业所属行业和所有权性质不同而不同。究其原因,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研发资金、研发人员、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能否通过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进而发挥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这是当前亟待检验的问题。该研究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用能权交易制度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制度能显著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②进一步甄别融资机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加大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缓解市场融资约束以及强化企业研发投入等多方协同的融资模式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产出;不同融资机制的驱动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市场融资约束的机制效应最为显著,其次为政府补助,企业研发投入和税收优惠的机制效应较小。③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省份对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响应不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浙江省和福建省低碳技术创新发挥显著的驱动作用,而对河南省和四川省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因产权性质、行业耗能、企业规模等企业特征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对于耗能水平较高的行业、规模较大的国有类型企业,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显著。该研究立足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视角,为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并指出用能权交易制度效能的发挥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多方协同发力,为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体系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否缓解大气污染

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于中国改善环境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用能权交易制度视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4—2019年中国214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缓解大气污染。具体而言,平均使得试点城市的大气污染程度比非试点城市降低3.27%。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东部地区城市、环境规制意识低的城市和高碳城市,用能权交易制度更能缓解中西部地区城市、环境规制意识高的城市和低碳城市的大气污染。机制检验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来缓解大气污染。以上研究结论完善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在环境效应方面的评估研究,为中国进一步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对中国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实现碳减排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显著降低政策实施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异质性分析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政府的环境目标硬约束更能显著推动用能权交易制度实现碳减排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通过激发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而实现碳减排,政府的环境关注度能够有效调节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的部分中介效应。提出因地制宜地扩大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范围,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等建议。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研究

开展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对探索如何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节能降耗,以较低成本实现能耗“双控”目标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对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省域能源消费强度。具体而言,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使试点省份能源消费强度下降了7.47%左右。同时,各种控制变量对省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可以显著地促进省域能源消费强度下降0.781%;产业结构每优化1%,可以使省域能源消费强度下降0.454%;对外开放水平每提高1%,可以促进省域能源消费强度下降0.033%;研发投入每增加1%,可以使省域能源消费强度提高0.152%;人口规模每增大1%,会使省域能源消费强度提高0.06%。此外,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来降低省域能源消费强度。

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否实现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

用能权交易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对于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意义。为了探讨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否实现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的任务目标,本文首先测度了用能权交易模式下的最优能源投入和期望产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改进的综合能源强度变化的分解模型。借助2001—2015年30个省份三大产业的投入产出数据,量化分析了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能源强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潜能最大,第一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最小。同时发现,第二产业能耗偏高,应该让渡部分用能权,而第一、第三产业还可以适当提高能源消费,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2)地区效应是影响能源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地区内部的产业结构效应对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较小。这意味着中国能源市场的分割、要素扭曲主要来自于省际间的资源贸易壁垒,而在地区内部的产业结构并不存在该壁垒,"诸侯经济"的现象依旧存在。(3)用能权交易模式下的能源强度相比于实际的能源强度能下降约14. 02%,总能耗下降7. 07%。通过用能权交易制度,使能源在省际间产业内进行跨期流通(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能够实现资源合理利用,经济更加平衡充分地发展,进而实现能耗总量和能源强度"双控"的任务。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否实现了环境和经济的双赢?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中国基于源头控制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目的在于助力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的实现和推动绿色发展。文章基于2012—2019年的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作用机理,运用多期PSM-DID方法实证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是否实现了环境和经济的双赢,并采用更换变量设定、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此外,分别对用能权交易制度产生环境与经济效应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路径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有效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与排放强度,且对污染物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产生了环境红利;②用能权交易制度不仅具有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促增作用,还具有经济增长速度上的拉升作用,产生了经济红利;③动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用能权交易制度对污染排放总量和强度均未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而对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和持久;④在用能权交易制度早期试点阶段,其主要通过提升能源效率这一短期路径实现环境与经济红利,而未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的长期路径产生环境与经济效益。基于此,应进一步建设和完善中国用能权交易市场,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方案设计以强化各环节操作的规范性、便捷性、透明性,并增强用能权交易市场化程度;加快培育新能源、新技术、新业态,推进能源行业绿色转型和能源体系脱碳;构建全面协调的环境政策体系,推进用能权交易制度与末端治理的环境规制工具协同实施,发挥“1+1>2”的效用。

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波特效应——基于试点区域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

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双赢是亟待检验的实践问题,现有研究缺乏从“企业视角”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政策效果的研究成果。文章从能源投入约束条件、投入要素、节能约束条件三方面对DEA模型进行了改进,分别构建了检验“命令-控制”政策和用能权交易制度波特效应的理论模型。以用能权交易制度试点区域114家能源密集型企业为实证研究对象,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能源投入为投入变量,以总产值和废气排放量为产出变量,应用改进的DEA模型分别检验了“命令-控制”政策和用能权交易制度在企业层面的波特效应,并对检验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制度下,每年所有企业的平均经济潜力和节能潜力均为正,且企业整体的平均经济潜力比“命令-控制”政策下企业整体的平均经济潜力高出的比例为0.4%,相当于所有企业平均每年的总产值增加120亿元,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能够在企业整体层面实现波特效应,且相比“命令-控制”政策,实施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产生更大的波特效应。②用能权交易制度在企业个体层面的政策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各企业的年均节能潜力为正,但部分企业的年均经济潜力出现负值,且86家企业的年均经济潜力低于“命令-控制”政策下企业的年均经济潜力,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无法在企业个体层面全面实现波特效应,且其政策效果不一定优于“命令-控制”政策。③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下,各企业的波特效应与企业的实际能耗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否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绿色发展理念实践中的重大制度创新,是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实施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以用能权交易试点作为切入点,基于2006—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显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具体而言,使试点省份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78%。机制检验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对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会随着节能潜力的升高呈现递减趋势,用能权交易制度对节能潜力较高的河南和四川能源利用效率能够发挥显著推动作用,而对节能潜力较低的浙江和福建影响并不显著。此外,文章还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存在环境红利,在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的同时,能够有效降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结构断点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结论依旧成立。由此得出,在用能权交易市场建设过程中,要及时总结试点经验、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并且要不断完善监管机制,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能源高效配置合理使用,同时还应该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具有本地特色的用能权交易配套措施。

法政策学视角下用能权交易制度之实现进路

我国用能权交易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亟须法治的回应,而法政策学为法学理论顺利进入用能权交易实践提供了方法论。用能权交易制度在运行实践中面临政策制定主体各异、用能权确权难、监管原则不明、缺乏长效保障机制等诸多问题,需要通过法律予以解决。基于法政策学的双重视角对用能权交易制度进行考察,在明确用能权交易政策与立法目标的一致性以及改革对法治能动性的前提下,应寻求政策如何与法律共生互洽,通过规制目标—规制模式—规制工具这一理论进路,来完善和增进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效能:一是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目标应以提高能源效率为主导,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在以经济激励型规制为母体模式的前提下,应适当引入反身法理论范式的内核,淡化目前以政府绝对中心为主的分配模式,强化公众参与、公开透明及可问责性;三是应综合利用法律、政策等规制工具,构建一个递进和互补的规制系统,保障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有效运行。

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否实现减污降碳的双重环境福利?

用能侧是解决高耗能、高污染、高碳排放问题的根源所在。相比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用能权交易制度在现有研究中较少受到关注。基于2013—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减污降碳的作用,并从节能效益、技术进步和金融支持三个角度展开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减污降碳影响的机制讨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实现减污降碳的双重环境福利。(2)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提升能源效率、减少能源使用实现节能效益,通过提升创新产出、丰富创新资源激励技术进步,通过推动绿色金融、加强能源投资引导金融支持,进而提升减污降碳水平。(3)用能权交易制度具有经济和环境的综合效应,能够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4)命令型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减污降碳效果较差,会产生政策间的掣肘效应;能源富集区相较其他区域政策效果较差,存在更大的碳锁定风险。

用能权交易对减排降碳的有效性分析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一种基于市场调节机制的环境权益交易制度。选取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来分析我国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促进减排降碳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产业高级化水平对我国的碳减排作用较为显著,这说明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高级化水平应成为我国现阶段减排降碳的有效手段。由于我国现阶段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于生产技术的进步,而相较于环境技术,生产技术的进步则会产生一定的“回弹效应”。

用能权交易市场法制检视与构建——以交易主体为向度

迄今为止,用能权交易市场仍处于试点探索时期,尽管用能权交易市场规则体系已经初步形成,试点市场取得初步成效,但在交易主体这一微观层面仍存在主体标准设置不清、范围过于狭窄、与其它制度主体交叉重叠等问题。究其本源在于作为交易核心的用能权权属不明、电子交易平台信息披露欠缺;就其完善路径而言,应在借鉴域外白色证书的基础上,完善国家立法、构建多元化交易主体、探寻环境权益之间的联合履约机制。

用能权制度与碳减排制度协同——以浙江省为例

我国用能权交易制度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存在并行不畅、用能权受关注度低、用能企业受到双重约束、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比较两项制度在制度本质、设计目的、规范对象及政策手段方面的相似性,以及用能权与碳排放权的可交易性特征,并借鉴域外成功交易经验,提出同一用能企业以富余用能权指标抵消超额碳排放量的构想,确认抵消政策的合法性,明确换算标准和履约程序,建立信息核查与披露制度,理顺监管和惩处机制,建立起联合履约机制等措施。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低碳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碳排放效率的视角

在稳增长与碳减排双重压力下,识别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低碳转型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2006—2021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碳排放效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并对其空间溢出效应、政策协同效应和环境红利进行探析。结果表明:2006—2021年,中国城市碳排放效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用能权交易制度可以显著提升碳排放效率,且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了城市碳排放效率,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排放效率提升效应在东部城市、大规模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中表现得较为明显。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碳规制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效应较为明显。因此,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发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应。研究结论可为稳步推广用能权交易制度与促进城市低碳转型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工业低碳转型吗?——来自用能权交易的证据

“双碳”背景下,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否助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仍有待检验。基于2011—2020年我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法,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工业碳排放和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并考察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有助于城市工业碳排放减少和工业碳生产率提升,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内陆城市工业低碳转型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同时为沿海城市带来“锦上添花”的效果;相较于非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城市,用能权交易制度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促进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能耗“双控”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及绿色创新效应等途径驱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进一步分析可知,经济增长目标削弱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产业结构效应及绿色创新效应,要素错配弱化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能耗“双控”效应,二者对用能权交易的低碳治理效果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进一步完善了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低碳治理效应评估,为理解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制度优化有重要启示意义。

用能权政策与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转型的关系

【目的】环境恶化和能源安全问题要求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加速向低碳化转型。厘清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试点(简称用能权政策)对省域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转型的影响和作用路径对市场型环境权益规制建设具有重要政策启示。【方法】本文从“准自然实验”视角研究用能权政策试点省份政策实施效果,把用能权政策试点的4省份(浙江、福建、河南和四川)作为实验组,其余26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港、澳、台及西藏)作为对照组。选择政策起始年2016年为冲击时间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验证用能权政策实施与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转型的关系。【结果】(1)用能权政策可以显著提升试点省份和毗邻省份的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水平;(2)绿色技术进步和降低资源依赖是用能权政策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的主要路径,产业结构升级和公众环保关注的中介机制路径尚未畅通;(3)用能权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和环境信息披露程度低值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结论】本文证实了用能权政策能够通过绿色技术进步和降低资源依赖实现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转型。因此,建议积极有序扩大用能权政策的试点范围,充分认识地区差异性和环境信息披露程度对用能权实施效果的异质性影响,推动地区经济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