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引 用诗促写——古诗词在初中作文教学中的应用

提出“以诗为引,用诗促写”这一写作教学理念,并从“提炼诗意词句,为写作润色添彩”“借鉴诗词修辞,让写作情感更丰富”“探索诗词结构,助写作思路更清晰”三方面,探究古诗词在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中的创新应用与实践策略。以期能够让学生在鉴赏文本的过程中掌握写作技巧、学会润色,发挥古诗词教学的促写价值,从而稳步提升初中生的写作水平。

孔子“诗可以怨”之本义及其悖论解读

孔子在仁德修养方面不主张怨,但在事君政事方面却是主张怨的。"诗可以怨"的本义是士人借用诗三百以讽谏政事,且并未有"怨而不怒"的要求。"诗可以怨"这一看似与孔子仁德相悖的主张,实质上却正是孔子推行仁德、以仁为本的政治实践的表达。它体现着孔子道统观念与一家一姓王朝政统之间的拉锯与抗衡,为士人阶层的品格塑造与参政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论用诗与用《诗》的礼典意义

礼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诗渗透、积淀在礼的各个环节,并暗暗地决定了礼的存在方式和礼的历史命运。而当诗变成了《诗》,“诗学”变成了“诗教”时,“礼”也变成了“礼教”,礼的诗性特征逐渐消失。在礼的诗化进程中,《诗》也逐渐政治、伦理化。用诗与用《诗》的礼典意义贯穿于“礼”的诗化和“诗”的礼乐化双向互动演变的整个过程。

《盐铁论》引诗用诗与西汉昭宣时期《诗经》学

《盐铁论》引诗用诗约75次,以《雅》、《颂》为主,体现了昭宣时期《诗经》解读对美刺时政的重视,具有鲜明的经世治国目的。《盐铁论》所据诗说以齐、鲁、韩三家为主,可能兼有《毛诗》,可见昭宣时期的《诗经》传授与武帝时期一样,仍以三家诗为主流,但当时士人对《毛诗》也有接受。《盐铁论》中论辩双方不主一家诗说,王先谦以《盐铁论》证《齐诗》义,阮元以《盐铁论》证《鲁诗》义,这类观点宜予矫正。

“思无邪”本义辨正

"思无邪"是孔子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对"思无邪"的解释,自古至今多有歧义。"思无邪"是孔子对《诗》具有广泛社会文化功能的总结,是其"诗教"思想的具体体现。《诗·鲁颂·?》中的"思无邪",其意为赞美马匹之多。孔子引来评价《诗》,用的是其文字义。孔子所说的"思无邪",既不是对《诗>思想内容的概括,也不是强调学《诗》、读《诗》之法,而是指称《诗》全面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实质是强调学《诗》的重要意义。

引譬连类与诗性思维——从先秦用诗看中国文化诗性特征之形成

维柯的“以己度物”的诗性思维特征与先秦用诗中的“引譬连类”思维特征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借诗性思维的原理,重新解读先秦用诗的特征及其对中国文化诗性思维形成的影响。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引譬连类、崇尚经验、天人合一、泛诗化等诗性思维特征就孕育于先秦的全方位用诗之中。

《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

从“诗乐”到“乐诗”:礼与诗、乐关系的角色演变

在《诗经》学的发展进程中,《诗》文化角色的变化实质上也是“乐”地位的变化。先秦社会的《诗》基本上是以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充当了同一种文化角色,一起为礼服务。第一种状态是“诗乐合一,诗从属于乐”;第二种状态是“诗乐分离,诗逐步走向独立”。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体现出《诗》的角色由“乐”之附庸向“礼”之附庸的转变。《诗经》发展的历史也是礼与诗、乐关系角色演变的历史。

观诗、用诗与说诗——先秦时期文学接受的三种方式

本文对先秦时期流行的“观诗”、“用诗”和“说诗”三种文学接受方式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 ,“观诗”虽然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的接受取向 ,但已包含有审美鉴赏的因素 ;“用诗”尽管也要服从政治外交等实用功利的目的 ,但却赋予接受者对作品进行能动的再创造的权力 ;“说诗”则强调接受者在理解和阐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观诗”、“用诗”和“说诗”

《诗》的礼典属性及其传播与接受机制的发生

西周时代的《诗经》作品都是为礼典而创作,因礼典而传播的。《诗》文本的结集是周代礼典制度成熟与完善的标志。礼典歌《诗》是《诗》最基本的存在状态,是特殊的用诗机制,也是特殊的接受与传播机制。《诗》因礼典而产生,也因礼典而传播和接受。

“诗可以兴”:由艺术兴起的思想延伸路线

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的观点本质上是一条思想延伸路线,而不是纯然的艺术理论。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与原始诗性智慧的天然联系。兴辞的艺术手段里包含着象辞的诗性思维特征,在思想上与原始思想相传一脉。盛行于春秋时代的广泛的"用诗现象"是艺术的传播方式,也是重要的思想训练。孔门诗教的深层意义是思想方式的培养,由此形成了古典哲学"深于比兴"的传统。

《史记》“四始”论溯源

"四始"是传统诗经学的重要概念,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四始"论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四始"论的渊源和根本依据当于周代礼典用诗和先秦儒家《诗》学中求索。从周代重要礼仪用诗所寄寓的政治内涵,到先秦儒家通过论述这些诗篇所阐发的政治思想,再到汉代经学以"四始"总结提升这些诗篇的政治义理,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史记》"四始"论作为汉代诗经学的纲领性理论,是对周代仪式乐歌政治用意和先秦儒家政教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解诗”“用诗”摭论

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理论内涵丰富、实践意义重大,是解读、阐释作品的重要原则。在"解诗"活动中,虽有解诗者的主观因素参与,但不能任意曲解,应努力使探求结果契合作者作品原意;在"用诗"活动中,往往能突出表现用诗者的创造性。但是,深入理解作者作品原意仍是重要前提,不能很好地"解诗"就不能很好地"用诗"。"解诗"、"用诗"有根本性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论先秦接受者意识的觉醒与接受理论的早熟

先秦时期，从总体上看，文学还未从学术文化的母体中分离出来，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有关文学的见解，也仅仅包含在他们对总体文化的一般性论述之中，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独立而成熟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出现。然而，上述这种对于先秦时期文学理论批评总体发展水平的认定，绝不应...

“解诗”与“用诗”

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说理论内涵丰富、实践意义重大 ,是解读、阐释作品的重要原则。在“解诗”活动中 ,虽有读者主观因素参与 ,但探求结果越契合作者作品原意越好。在“用诗”活动中 ,往往能突出表现用诗者的创造性 ,但是正确深入理解作者作品原意是重要前提 ,不能很好地“解诗”就不能很好地“用诗”。

春秋时代赋诗言志的文学精神及其文化根源

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是从赋《诗》、引《诗》开始的。春秋时期是"用诗时代",赋诗言志是这一时代典型的文学精神。春秋时代为什么会形成赋诗言志这一重要文学精神呢?文章从"用诗时代"的文学精神、《诗》的重要地位、《诗》的崇高作用等几个方面入手,探讨春秋时代赋诗言志这一文学精神形成的深层原因。

周代礼典制度与传《诗》系统的演变

周代的传《诗》系统不是一个平面,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固定模式。在礼典制度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用诗机制发生了变化,《诗》的功用和影响发生了变化,传《诗》系统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考察礼典制度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我们发现传《诗》系统的演变其实就是以不同阶段的礼典特征为标志的。

“《关雎》刺康王”说辨证

汉代今古文学派的《关雎》阐释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争论点之一。一般认为,毛传郑笺将《关雎》认定为西周文王时代的称美之作,而今文三家诗以之为刺周康王之诗。通过辨析可以看出,三家"刺诗"之说应是着眼于《关雎》的"用诗之义"而非"作诗之义",是在肯定《关雎》称美文王的基础上申明诗作的刺时劝谏功能。因此,今古文《关雎》说解并无根本分歧。

《礼记·乐记》的用《诗》与用诗

《乐记》的引诗存在着用《诗》和用诗两种情形,前者是对《诗经》诗句的直接引用,后者与诗的音乐功能密切相关。两种情形各有其特点。人类的类比思维方式,诗、乐、舞的三位一体,周人的礼乐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对诗的广泛需求,是形成《乐记》用《诗》与用诗的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