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

"文求堂"的前身是日本皇宫御用书店,由田中庆太郎的父亲田中治兵卫开设于京都寺町街四条北边路西.因为是文久元年(1861)开业的,所以店号取名为"文求堂",主要经营日文书籍并兼营出版.明治三十四年(1901)他们家又把"文求堂"搬到了东京的本乡一丁目.

郭沫若致田中庆太郎的书简及说明

一、内山完造与田中庆太郎 解放前,在上海生活的文化人士,大概都会记得上海有家著名的“内山书店”,是专营日本出版的各类书籍的。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系日本人,1913年因失业来沪,初以贩卖中日药品为生,1917年开始创力、内山书店。他与鲁迅、郭沫若和其他进步文化人士都有交情,对他们有过很多帮助。例如“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逃到上海,就曾住在内山书店避难,东渡日本时,内山完造也到石马头送行;寓居日本后,每有写作寄回国内,亦常由内山先生代理。 与上海的“内山书店”相对应,日本东京也有一家专营中国古籍的著名书店“文求堂”。而且,令人惊异的是,“文求堂”的主人田中庆太郎和内山完造一样,也与我国一些著名的进步文化人士有着密切的交往。

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

郭沫若曾经说过: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人不知道田中庆太郎;恰如在上海,但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内山完造那样。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研究古文字,在资料提供和出版两方面,得到田中庆太郎的大力支持,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

郭沫若曾经说过: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人不知道田中庆太郎;恰如在上海,但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内山完造那样。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研究古文字,在资料提供和出版两方面,得到田中庆太郎的大力支持,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 田中庆太郎(1880—1951年),字子祥,生于京都,1899年毕业于东京外语大学汉语学科,之后曾数次到中国进修。他兴趣广泛,对书画篆刻也有研究,对金石和版本的鉴定都很透彻。他所经营的专卖中国古籍书店“文求堂”,搜罗了大量的中国古籍,日本汉学家每对某部中国古籍的鉴定发生疑义时,总要听取田中先生的意见。

“将冥福裕后昆”—郭沫若和日本出版界友人田中庆太郎、岩波茂雄

一九五五年冬,郭沫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到达东京的第二天,郭沫若和内山完造谈话的时候,很关心地问起他的老相识、文求堂的店主和他不曾见过的岩波茂雄。内山感慨地说。

田中庆太郎与中国文学研究会

以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为中心结成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是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文求堂书店店主田中庆太郎作为该会的重要赞助者,不仅以出版同人译作、协助刊物出版等方式提供经济支持,以同步引进最新的中国文学、学术书刊,出版汉语辞典和教科书的方式提供译介资源和工具,更是在反对作为官学权威的汉学和批判"同文"观念上与文研会展开合作。他利用横跨中日,沟通文、学、政、商各界的人脉网络,将文求堂营造成中国学研究者的交流场域,协助文研会酝酿出以翻译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空间。

敦煌学杂谈之一

本文首次全文发表田中庆太郎 190 9年在北京会见伯希和及参加北京部分学者为伯希和举行的宴会。

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日期辨正

伯希和的1909年北京之行,直接导致中国、日本狭义"敦煌学"的起源,因而在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有关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各主要日期,包括他到达、离开北京的日期,及其在京重要活动的日期,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可信定论。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了两个日期,即北京学界于1909年9月4日公宴伯希和、伯希和于1909年9月11日离开北京,百余年来经常被当作确切日期引用,但显然与其他史实不符。本文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涉及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几个主要日期进行了考证和矫正,认为伯希和于1909年5月21日离开河内,应于1909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抵达北京,于1909年10月4日参加北京学术界的公宴,应于1909年10月11日傍晚从前门站乘火车离开北京,最终于1909年10月24日回到法国巴黎。

打开尘封的记忆——郭沫若在日本人际关系述略(之一)

人际关系是郭沫若在日本 2 0年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是关于这一关系考察的部分内容———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的关系。这是郭沫若在日本人际交往中最为重要的方面 ,却又是最让人费解的方面。本文主要依据《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对此做出一个明确的解读。

敦煌本《抱朴子残卷》的传世经纬

敦煌本《抱朴子残卷》现存三篇,即第一篇《畅玄》、第二篇《论仙》、第三篇《对俗》,原卷于藏经洞发现后,几经周折均流入日本。其中前一篇由孔宪廷先割赠许际唐,许氏又转售给中村不折。后两篇由孔宪廷售给了田中庆太郎,原卷毁于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敦煌本《抱朴子残卷》应为唐代抄本,而非罗振玉等所谓六朝写本,具有极高的文献和艺术价值。

郭沫若与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

郭沫若留学日本的背景与流亡日本的经历,使得他的人际交往关系中有不少日本朋友,其中有两位日本书店的老板可以说是很重要的朋友。一位是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一位是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不过两家书店一个在东京,一个在上海。郭沫若与两位书店老板交往的经历和情况也大为不同,但他们在郭沫若的人生轨迹中都是重要的存在。关于郭沫若与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在郭沫若研究中还鲜有述及,或者是因为史料有限,且非常零散。所以,本文先将已有的史料进行梳理、考察、汇集。以便对于郭沫若与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的关系有一个概括的、大致的了解,进而可以藉这些史料为线索,发掘、钩沉相关联的史实、史事。

访郭老日本十年之遗存(访问日志)

1928至1937年,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了收集郭老在日本遗留的珍贵文字资料,本文作者于1985年4-5月间赴日访问,实地考察了千叶县市川市须和田郭老故居等郭老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走访当年热诚支持郭老学术生涯的日本友人田中庆太郎的后人等,会见了许多日本学者,其中包括与郭老当年有亲身学术交往的贝冢茂树教授。在二十天的访问历程中,凡是接触过的日本文化学术界人士,无不是对郭老充满崇敬之情。

中国的琉璃厂和日本的文求堂

(一)琉璃厂书肆北京琉璃厂书肆,当以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纂修《四库全书》的开馆为始。“戊戌变法”后提倡新学,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又由于废除科举制度,为适应世界潮流,就有公共图书馆的兴起,引起琉璃厂书肆的变化。琉璃厂书肆的盛衰兴亡的变迁史,可见有关琉璃厂的“四记”: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作者大概记载从乾隆已丑(1769年)到京后的情况;缪荃孙1914年作《后记》,始于同治丁卯(1867年)到宣统庚戌(1910年)任京师图书馆监督时;

陈田“听诗斋”藏书及《明诗纪事》

陈田“听诗斋”藏书及《明诗纪事》刘汉忠（柳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晚清陈田撰辑的《明诗纪事》，是近代出版的文化典籍中较重要的著作。这部一百八十七卷、收录诗人四千余家的煌煌巨作能够完成，实得益于他的“听涛斋”大批藏书。雷梦水先生说：“陈氏所藏多明代史...

文求堂与中日文化交流

文坛泰斗郭沫若曾说过,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中国学问的,没有人不知道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恰如在上海,但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造那样。内山书店和内山完造在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许多人都熟悉,而文求堂及其主人田中庆太郎,知之者就不多了。 文求堂于1861年由田中庆太郎的祖父开业于京都,日文书、中文书都经营。因为当年是日本的文久元年,所以取年号的谐音而命名,原址是皇宫御用的书店。1901年田中庆太郎的父亲治兵卫将书店迁到东京本乡区一丁目。数年后,庆太郎接手经营,使之逐渐成为专门经销中国古籍和书画的店子,开创了文求堂的鼎盛时期。

中国的琉璃厂和日本的文求堂(续)

(三)傅增湘与文求堂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晚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清戌戊科进士,选庶吉士。1905年起先后创办天津女子公学等校,1909年署直隶提学使;北洋政府时曾担任过教育总长。1922年退职居家,校刊古籍,研究版本目录之学。他毕生致力于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所藏近20万卷古籍中。

鲁迅与日本的父子、翁婿、夫妻友人三题

鲁迅与宫崎寅藏、宫崎龙介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不仅以他的文艺和思想论文，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前沿，而且也是革命活动的实际参加者。１９０６年起，他与浙江籍的光复会成员陶成章、秋瑾、龚宝铨、陶冶公、陈子英、许寿裳等，都有密切交往。１９０８年，鲁迅...

关于《绣榻野史》(明清艳情小说书目钞补之三)

关于《绣榻野史》,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记云“存,明万历刊本,半叶九行,行十七字。眉端有评,版心下题‘醉眠阁’。”这就是他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说的日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的藏本。他说,书题“卓吾李贽批评”,“醉眼阁憨憨子校阅”。不标回数。卷首序末有缺文。当即憨憨子所叙者。此外,此书还有二种版本:一即“日本宝历甲戌《舶载书目》载有“江篱馆”校本上下二卷,未见”;另一为“情颠主人著”,“小隐斋居士校正”,别题“灵隐道人编译本”。笔者所见之《绣榻野史》则为上下二卷本,目录页题为“延寿新书目录”。每叶为十一行。

郭沫若巧写贺年片

郭沫若巧写贺年片田叶我国自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５４年）开始使用于支纪年法纪年，到现在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干支纪年法的原理是用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以６０年为一周期，依次排列，循环不绝。因此，今年属甲戌年，６０年前的１９３４年也属甲戌年。１９３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