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样、田令和“均田制”

北魏太和九年颁布的所谓"均田"令,是人口土地登记法。其后,修订成一种带有赋税品式色彩的户籍样式———"丘井之式"。北魏在以"六镇"为中心的西北边疆地区实行过垦田,颁布过垦田法,它也是这一地区"府户"的户籍样,后来增添进了"丘井之式"。北齐继承了户籍样制度,把北魏两种户籍样混合为一,并把规定当作土地登记和管理法归入《田令》。隋、唐沿袭北齐之制。治史者不了解源自"品式"的户籍样制度,不了解北魏有两种户籍样,把"均田"误解为均分土地,制造了"均田制"这一错误的概念。

唐《田令》永业田植树管窥

唐《田令》中涉及永业田植树的条款 ,见于《通典》和《唐律疏议》 ,但二者的记述不无分歧。论者或以《通典》所记衍“每亩” ,《唐律疏议》的记载脱“每亩” ,或以南北“亩植”变化 ,而持新旧田令之说 ,从不同角度来加以调和。笔者认为调和是可能的 ,但要害不是“每亩”或“亩植” ,而必为“每丁”。本文提供了一些证据 ,以支撑“每丁”

元“田令”形式构成考析

元代"田令"形式构成复杂多样,据文献所载其形式来源有皇帝圣旨条画、诏书、条格,以及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各系统呈文等,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学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研究。元代"田令"在总体上不具有统一"令"的外在形式,主要散见于《至元新格》《通制条格》《至正条格》以及《元典章》等法律文献中。考察元代"田令"的形式构成,对认识元代法律形式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北魏以来均田令的演变与修订

本文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勾画了北魏以来均田令的演变过程与修订情况。

岳麓秦简中的“县官田令”初探

岳麓秦简中有一组“县官田令”简,共21枚,经整理,可大致系联为六条令文,其中有四条比较完整。“县官田令”是第一次出现的秦令名,简文中出现的“县官田”“田徒”和“田者”等语词也具有其特定含义,通过分析解读,大致可以确定的是,这“县官田令”并不是一般田作管理的秦令,而是专门针对县官田的管理者所颁布的法令条文,它与秦汉简牍中所见的《田律》性质并不完全相同,故不宜简单对比。

《天圣令·田令》译注稿

“田令”一词虽已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筒·语书》,但是否为令名,学界颇多争议.在《唐六典》所载《晋令》《梁令》《河清令》的篇目中,亦仅见“佃”“公田公用仪迎”“屯田”之名,以“田”为独立篇名始见于隋《开皇令》,列于第20篇;《唐六典》所载《开元令》因袭之,列于第18篇.北宋《天圣令》残卷所存《田令》被标为第21卷,存有宋令7条、唐令49条.本稿以《天圣令·田令》为译注对象,注释字词、阐释制度、明晰流变、翻译文句,是继《〈天圣令·赋役令〉译注稿》《〈天圣令·仓库令〉译注稿》《〈天圣令·厩牧令〉译注稿》《〈天圣令·关市令〉译注稿》《〈天圣令·捕亡令〉译注稿》《〈天圣令·医疾令〉译注稿》《〈天圣令·假宁令〉译注稿》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读书班所推出的第八种集体研读成果.

关于《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田令颁行年代

《新唐书·食货志》(以下简称《新志》)所载田令,因无颁行年代,故为治史者所注目。 李剑农先生指出:“《新唐书》所记,殆就杜氏《通典》所记开元二十五年之令,而摘取之者,故不具令式之年月。” 王永兴先生则以《新志》所载田令与《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所载田令内容相似为由,认为“《通考》所载者为武德七年令,则《新·志》

秦代县官田管理--以岳麓秦简《县官田令》为中心

岳麓秦简《县官田令》是秦代针对县官田及管理者“田官”颁布的法令条文,一方面保证田徒的供应,并以考课督促“田官”勤于生产;另一方面对“田官”为自身业绩侵害其他部门、低级官吏和百姓权利的行为进行禁止,并对犯令者严惩,相关案件还要上报中央。这些禁令针对已发生的具体现象予以禁止,实质是对制度弊端的修补。在统一的新形势下,秦代国家仍沿用农战体制,对“田官”吏课殿者予以严惩,必然导致资源抢夺事件的发生,而对此类事件的禁令又增加了“田官”吏受罚的可能。秦代地方矛盾迅速激化及秦吏反秦情绪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明抄本天圣《田令》及后附开元《田令》的校录与复原

戴建国先生在天一阁发现的明抄本北宋天圣令及后附唐开元令十卷,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其中的天圣《田令》及后附唐开元《田令》,相继由日本学者兼田信一郎、池田温和戴氏本人点校,在中日两国杂志三次刊登。三种校本均源自戴氏录文。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这些点校本后,发现其中一些文字的录校尚有疑问,个别文句也难于通读。此外,原抄本的状况、格式和页数、行数,戴氏的录文和描述也欠详细。为解决这些问题,承天一阁博物馆破例允许,2001年春,笔者亲赴该馆调查并校核两田令原文。本文第一部分介绍抄本状况;第二部分校录天圣《田令》及后附开元《田令》,并考释抄本部分存疑文句;第三部分讨论天圣《田令》采用和修改的七条开元《田令》的复原问题,尝试将开元《田令》全篇复原。

《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

《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使我们对唐田令有了完整的认识 ,也使许多长期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得以解决。如由此可确认有唐一代《田令》未做实质性修改 ;唐律令承认私田合法存在 ;《唐令·田令》既包括基本原则 ,也包括十分细致的实施细则。《田令》对民户各种应受田对象、应受田额等的规定 ,都很明确具体 ,无需《户部式》补充 ,更不容《户部式》进行变通。《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给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今后要研究的不是均田制是否实行 ,而是均田制如何实行 ,主要按《田令》哪些条款施行。为此 ,就要研究各地原先的土地占有情况 ,政府是否有足够的闲置的官田、荒地可授。在介绍《田令》第 2条、第2 7条时 ,不应有所遗漏 ,这样才可以避免读者对《田令》

岳麓秦简《县官田令》初探

新出岳麓秦简《县官田令》中的"县官田"就是指的官田。令文反映县官田田徒由执法官吏统一调配,主要使用自己没有农田的徒隶。秦代对徒隶充当田徒的比例有明确要求,令文规定农闲时允许田徒承担其他劳作,而在农忙时以它徒偿还。县官田令很大部分是关于官田经营过程中官吏违法行为的规定,反映县官田官吏采用非法手段发展生产的情况比较普遍。这种现象与县官田产量达不到法定额度,以及在考核中被评为殿等,县官田官吏要受到较为严厉的惩处有关。

从隋开皇《田令》的修订增补看诏制敕与制定法的关系

开皇二年《田令》是隋代前期相关政权机构和宰辅大臣经过一定程序编纂制定的、以调整不同主体之间土地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诏、制、敕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命令,是特殊的法律形式。诏、制、敕与制定法的关系,是中国封建时代皇权与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一种关系形态。诏、制、敕主要是补充成文法典——律令格式之不足,从立法精神到具体内容二者都具有较强的协调性、一致性。诏、制、敕也间有修改或废除不合时宜的个别政策或法律条款的内容。诏、制、敕的权威性来自于它对最急迫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最紧迫的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

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

作者在宁波天一阁发现的原以为失传的宋《天圣令》中保存了大量已佚唐《开元二十五年令》原文 ,附录的唐《田令》更相当完整地保持了原貌 ,弥足珍贵。本文移录了附录的唐田令 48条令文 ,并对经宋改动行用的 7条唐田令进行了复原。在此基础上 ,将其与《唐令拾遗》等书相对照 ,做了考释。此外还探讨了《田令》令文是否完整及令与其它法律规范———律、格、式的关系 ,并由此提出唐令应是唐代法律体系的主干。

出土简牍所见秦汉水利法制初探

秦汉时期是我国水利法典化的重要阶段。出土简牍文献表明,这一历史时期的水利法制已经覆盖水工、灌溉、防洪、航运等多个方面。秦汉田律的“毋壅隄水泉”与月令文本中的通达障塞、道达沟渎涵义相近。法律规定的水利时间除了受到分类、感应思维的影响,更有其合理的现实原因。治水律、徭律表明,秦汉时期的治水防洪乃是公共事务,要求民众承担相应力役。汉水令则是承袭秦田令而来,主要起到保障灌溉用水秩序与用水公平的作用。在航运法方面,秦汉时期对公船与航运实施严格管理,法律对于航运事故的责任认定已十分细致。

西汉边郡屯田的管理系统及其有关问题

西汉西北边郡,地处边防前线。太守是主管一郡的全面工作的长官,协助太守管理军事的有郡都尉及其所属专司材官、骑士以出击敌人的屯兵系统;有部都尉及其所属专司侯望的烽燧系统。边郡屯田不属郡县,归中央大司农所领,是自成管理系统的。西汉屯田的管理系统,在学者们的论著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一致。兹将目前所见到的诸种说法予以引述,并确定一种可以接受的说法;然后再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试作分析。

论均田制的两重性及其发展与作用

均田制是北朝隋唐时期重要的土地制度,这个制度本身的最大特点是始终包含着两重性,即公田和私田(国有性质和私有性质)两种不同性质的对立,官田与民田(官吏占田和农民占田)两种不同成分的对立。这种两重性不仅自创立时就潜伏在制度的本身,而且经周、齐、隋、唐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又进一步暴露、变化、发展、加剧,私有土地终于超过公有土地的比例,官吏占田严重限制了百姓均田的数额。

何物“均田制”

不了解“品式”制度 ,治史者把北魏以“均田”名义制订的“户籍样”误解为国家向农民分配荒地的法令 ,提出了“均田制”的说法 ,严重曲解了历史的真实情况。本文剖析了“均田制”解说中一些根本性的错误。

论唐代前期的土地产权制度

唐代的土地产权制度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唐初统治者通过建立以均田制为载体的土地产权结构,建立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土地产权管理体系,形成了土地产权交易的各种方式,从而对唐前期的社会生产产生了较好的激励作用,促进了唐朝前期经济的发展,为唐统治者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财政利益。

试论“不抑兼并”——北宋土地政策研究之二

如果说,以大量下放系官田土为基本特征的北宋官田私田化政策,是晚唐以来不可逆转的土地私有化潮流在国家政策上的必然反映;那么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为标志的不抑兼并政策,则是中唐以降地主阶级大土地所有制在当时土地关系的总体结构中逐步确立自身优势地位的逻辑结果.摧制土地兼并,自魏晋以迄隋唐,乃是历代封建王朝相沿成习的传统国策.尽管其表现形式、推行力度以及效果影响等等在不同时期各有差异,但就该政策的基本内涵而言,即在不同程度地限定私人地主的土地占有量(起码在法律条文上不准违限逾越);想方设法减缓土地集中的速率;甚至迁怒于土地所有权的正常流通,对土地买卖横加干涉,以求延滞大土地所有制的过度膨胀;试图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小农阶层这样一些根本点上,却如出一辙,首尾相衔,从而在五、六个世纪中表现出前后一贯的连续性.若再进一步就其实际效果作些历史考察,那么不难看出,摧制土地兼并这一政策的长期推行,在实现该政策之预定目的这一点上,确曾发挥过不容忽视的某些作用,主要表现在增强封建国家对于土地和劳力的控制能力,为耗费巨大的专制主义官僚机器提供其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赋役基础,消弱带有离心割据之潜在倾向的地方豪强势力,以及在役兵制下保证其军队的兵源等等方面.

张淮深之死再议

张淮深(公元八三一—八九○年),系张议潮之侄。在咸通八年(公元八六七年),张议潮“归阙之日,河西军务,封章陈款,总委侄男淮深,令守藩垣”。自此以后,至唐昭宗大顺元年(公元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殒毙于本郡,时年五十有九”,都始终处于任上。关于张淮深之死,张景球在墓志铭中,谓“哀哉运蹙,蹶必有时,言念君子,政不遇期,竖牛作孽,君王见欺。殒不以道,天胡鉴知……”。语言隐约,使人不得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