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艺、表演与“总体性叙事”——基于印江县高台狮子灯的田野民族志考察

狮舞艺术是一种“综合艺术”,体现出文化的“总体性”特征,并可视为传统中国社会中“礼俗互动”的一种“身体遗产”。各地狮舞文化背景不同,操演方式各异,但都对传统的主流叙事典故进行了相应的“在地化”转化,通过一系列身体技术、仪式活动与象征符号的运作,强化了本民族或本社区的集体记忆与自我认同,并成为人们驱邪逐魔、社群凝聚、送瑞祈福和娱人娱神的一种仪式化舞蹈行为。贵州省印江县徐家寨高台狮子灯艺术,融当地舞蹈、武术、杂技、鼓乐、傩戏、巫术以及儒、道、释为一体,体现了“舞武乐技”的密不可分;徐家寨高台狮子灯艺术将狮舞文化内化于当地的红白喜事、节日庆典与竞技交流等活动中,并对当地狮舞文化的起源与继承等话题进行了本土化叙事与文化阐释,体现出大小传统之间的交融性与混杂性;徐家寨高台狮子灯艺术可视为一种身体技术的操练与“身体遗产”的展演,在当地社会有着较强的教化作用。

从人种志、民族志到田野志——围绕“Ethnography”翻译的人类学学术论争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科研究的扩展,"民族志"概念的译义已经产生各种误解,不能准确表述新的研究状态和不断扩展的研究对象,继续使用"民族志"一词将不利于人类学学科的普及与壮大。"Ethnography"包括了实地性、描述性等田野工作的基本特征,基于田野工作之上的"Ethnography"翻译为"田野志"较为理想。从人种志、民族志到田野志,反映了学科演变的脉络和研究对象一步步延伸的趋向,更是人类学研究理念上不断更新的标志。

共情力在“双视角”音乐民族志田野考察中“融入”的运用——基于研究者进入异文化族群的思考

音乐民族志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即指一种音乐民族志学者在其考察研究过程中兼从主位与客位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交互性考察分析,然后从中产生中介学术立场的研究方法。根据“双视角”音乐考察法的特性来看,研究者“融入”与“跳出”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一个初入异文化族群的研究者来说,如何融入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文章引用心理学概念“共情”及与之相关概念下所产生的共情力,以笔者自身进入田野遇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探讨研究者如何初入异文化族群进行田野考察的方法与思考。

理解个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田野民族志方法的探索与尝试之路

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得重新返回到人的问题上来理解,人是在社会与文化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互构中完成其波动性的生命历程的。对人而言是波动性的存在,对社会而言是一种结构化,而对文化而言则是一种重构性。人类学需要一种田野八式的扎实田野,同时也需要线索民族志的问题解决,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微信民族志的新文化书写。中国人类学家在这方面必然大有可为。

论田野民俗志

民俗志学说,是钟敬文教授倡建中国民俗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田野民俗志的概念,以田野民俗志为一分支,同时建设它的另一分支文献民俗志,可以发展钟敬文的民俗志学说,壮大中国民俗学派。田野民俗志与民族志的关系,它自身的概念、性质、结构、功能,及其对建立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相邻近又相区别的民俗学理论的独立意义等,是构建田野民俗志必须探讨的几个重要问题。

田野民族志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纪念费孝通、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

从费孝通、林耀华两位中国人类学大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实践出发,对中国人类学界田野民族志文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人类学专业学术训练、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中田野工作的深入、民族志材料与理论的关联性、民族志文本的场景和能动性、"可持续性"的田野民族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论反思与创新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物件的文化: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

随着近年来博物馆人类学的兴起,有关博物馆的研究被放置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研究者不只限于关注博物馆内的物件,对于博物馆所涉及的采集活动即物从田野到博物馆的流动过程也赋予了更多的认识。本文以近期厦大人类博物馆收藏的一批珍贵文献图片资料为基础,结合相关著述,分析著名学家林惠祥先生的早期民族学采集活动,尤其是其1929、1935年两次台湾原住民村社之行,试图通过这一中国较早的人类博物馆的标本采集活动,来分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博物馆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对早期民族学采集活动中涉及的物与他者文化、田野采集志等议题进行反思。

从文化理论到田野民族志实践——新疆大学博士生导师邹赞教授访谈

"文化研究"的特色和优势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因此对英国文化主义的思考,既是为了从学术史梳理层面厘清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尤其是文化研究对于媒体文化时代文学批评生态的影响,也是为了回应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为何"、"如何"并"向何处去"等现实问题。如果要追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就必须避免将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当作元话语,而是应当立足本土视野,从中国现当代思想史、文化史的丰厚土壤中去捕获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访谈还关注文化研究的本土实践,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析田野民族志实践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以新疆兵团军垦第一代口述史为经典个案,阐明口述史的理论、方法及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点。

土家族舍巴日仪式的田野民俗志——以古丈田家洞为中心

土家族能歌善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舍巴日仪式是其代表之一。舍巴日仪式反映出土家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透过舍巴日仪式中的程式与舞蹈,不仅可以看到土家族生境状况,而且可以概观其历史长河中的生产生活演变历程。舍巴日仪式扎根于土家族人的文化土壤里,展现出土家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样态,彰显出土家族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从中可以感悟出真正意义上的土家族文化精神。

农民群体利益表达行动的文化嵌入性——一个少数民族村落“保地”行动的田野民族志

斯科特对于农民"日常反抗"的经典研究为解读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提供了一条可能路径,国内学者依此又拓展出"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结构取向的解释框架。本文以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对一个民族村落"保地"行动进行了文化解释。研究表明,下庄经济形态"再集体化"的行动策略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利益表达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有效解决城镇化所带来的土地流失问题。本文认为,以场域的视角来看,农民群体利益表达行动不单受制于结构变迁而引发的权利意识觉醒,更是具体场景中文化意义之网过滤后的产物。由此,本文强调农民利益表达行动的"文化嵌入性",并以此视角对当前农民维权研究的主要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田野民族志撰写再反思——从“米德-弗里曼之争”谈起

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是20世纪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颇具争议之作,由此引发了人类学史上最为激烈的论战——"米德-弗里曼之争"。这场经久不衰的论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更加全面的萨摩亚社会,同时为后人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反思提供了新契机。

文献民俗志的研究方法——以《民间道德、习俗与民间叙事》为例

《海外藏中国民俗文化珍稀文献》为中国民俗学研究搜集整理了一批珍贵的民俗资料。这些资料需要学者们进行深度研究。针对其中的文献民俗志资料,我们需要从它的特征入手,思考适合的研究方法。文献民俗志和田野民俗志各自有凸显的特点。我们发现从民俗志写作手法入手,可以为确立文献民俗志的时空范围找到一定的线索。进而,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考证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使文献民俗志的时空范围更加精确化,并通过对内容的剖析使文献民俗志的民俗社会轮廓清晰呈现。这一研究结果使得结合“传承母体论”探索文献民俗志的田野研究成为可能。而田野民俗志是在现代学术体系下产生、发展、逐步走向成熟的民俗学理论方法,它侧重于对当今社会生活的田野工作,代表着民俗学的现代特征。因此,文献民俗志和田野民俗志相互结合是民俗学研究今后的一个重要领域。

当代人类学视角中的“黑客”伦理与美学——以数码民族志《代码自由》为例

本文以柯尔曼的民族志作品《代码自由》为主要参照案例,试图从人类学的视角审视和解读后工业化社会黑客群体的日常实践及其美学和伦理观,进而探讨人类学田野洞见对于揭示和理解特定情境中数字化生存方式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民族纪录片”的历史演进、“国家传统”与美学创新

"民族纪录片"以其数量众多、社会意义重大、文化内涵深刻、人文风致醇美、艺术样式丰富、民族特色鲜亮成为当代中国最为重要而独特的影视片种。中国民族纪录片的繁盛,起因于其遇到了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20世纪80年代至今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等两大"国家体系形成"的"历史变迁"的关键时刻。延续中国数千年代代修史的"历史书写"传统"史志实录"的"纪实"、20世纪30年代凌纯声"标本电影"的"求真"和郑君里"戏剧化处理"的"求艺"以及之后真正完善强化起来的"大众传播"的"新闻性",构成了我国民族纪录片的国家传统。面对我们在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中壮势发展的民族纪录片,汲取世界人类学电影、民族志电影的"民族志诗学"的美学沃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志诗学",确立"写文化"意识,选择"文学转向",坚持新闻化走向,进行叙事模式的创新,就一定能在这个全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有更大作为。

从“以事象为中心”的田野作业到网络民族志——当代神话研究方法探索30年

田野作业的模式并非固定不变。即使在一个学者的治学生涯中,其模式也会不断发生变化,而选择的关键在于意图解决的问题以及研究的视角。"以事象为中心"的田野作业,注重对特定民俗事象的历史、结构、一般性实践过程及其生存现状的考察。民族志式田野作业方法更注重民俗事象所生存的语境,特别是情境以及实践者的主位视角。对大众文化产业和信息技术影响下的神话主义进行田野研究时,民族志式田野作业依然是根本性方法。但由于研究对象具有流动性、虚拟性等新特点,这一方法的使用也显示出其特别之处,尤其在研究电子媒介时,更体现出网络民族志的特殊性。此外,"以事象为中心"的田野作业方法及其所体现的"文本中心观"依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相关研究促使中国神话学内部日益呈现出明晰的"朝向当下"的取向。

论民族法学之“个案研究方法”

民族法学是以民族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年轻的法学学科。民族法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属性,因而民族法学具有民族学和法学的复合性。民族学主要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撰写的研究方法发现典型的民族生活素材(真相);法学则主要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寻求社会存在的运行规律(真理);二者结合即为民族法学的"个案研究方法"。采用这一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提升民族法学的实用效果和学术品质。

法人类学研究:立场、进路与方法

法人类学的学科认识中,一直存在着立场问题的争议:法人类学的面向究竟是"法学的",还是"人类学的"争议的实质是对学科研究旨趣的错置,应该探寻一种使人类学研究"透入"法学研究的进路,以文化、事实与法律的建构关系为基础,探讨法学研究从规范到社会事实的转向,人类学田野民族志为这一转向提供了理论和方法。

从“农民工”到工人——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语言身份认同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的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虽然他们多从事与工业和服务业相关的工作,但户籍上登记的身份仍是"农民",因此传统上常被称为"农民工"。然而,许多人并不认可这一身份称谓,认为它反映出城乡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艰难处境。对北京东部一个流动人口社区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发现,城乡劳动力人群在努力摆脱"农民工"这一称谓,他们的子女对城市具有较高的认同,但是他们常常被社会以多种方式进行区隔。对其语言使用和身份认同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探讨城乡劳动力人口的"工人"身份构建,可以看出深度城市化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流动人口返乡进行新农村建设是城乡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是对于大部分选择留在城市的人们来说,劳动力人口的市民化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人身份构建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命题。从"农民工"到工人,城乡流动人口自身和整个社会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趋向的新观察——从两个语境和一个意识切入

从时代语境、学术语境和学者问题意识的角度,考察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趋向,提出当代中国民俗学正经历从学科身份确立到学术品质更新的过程,包含了传承经典和知识创新两大主题。首先评述中国民俗学界建立和发展社会科学性质的民俗学的主张;其次评述中国民俗学界有关田野民俗志的新学说;最后讨论历史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传统节日、民间信仰等领域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