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田野工作反思——以五六十年代民族大调查为例

民族学与人类学同体异名,从西方来说,民族学一般指的是欧陆传统,而人类学指的是英美传统.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体上也是遵循了这个区分,从学者各自选择的学科称谓上大致可以判断其学术背景.

《牛津语言学田野调查手册》介评

1．引言 田野调查一直是语言学家们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投入到田野调查工作中，语言田野调查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呈现出跨学科合作趋势。

维吾尔民俗活动中的驱邪逐疫性表演及其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其地方戏——“维吾尔剧”也成为中国戏剧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维吾尔剧”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形成，在形成期，维吾尔剧就相当成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对此，本人做了近六年的田野调查工作，初步认为：在维吾尔民间，

冯真先生民间美术收藏的是真心

收藏不为己我的老师冯真先生最近整理她的收藏,要挑出一些藏品来在炎黄艺术馆展览。她在电话里对我说,自己好生保存的这些老东西大都是20世纪80年代下乡采风时收集来的,但挑来挑去还是不怎么满意,她总觉得,不如当时在农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样激动万分。呵呵!我知道,这当然是冯老师总想尽善尽美的缘故,却也有另外的插曲。当初,中央美术学院的民间美术系还在创建时期,冯老师就早已开始了不间断的民间采风与田野调查工作。开头几年,她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民间年画产地,如杨柳青、杨家埠、桃花坞、凤翔、武强、佛山、泉州等地。

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索

中国美学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研究“美”的倾向，那些最具体、最鲜活、最具有强烈震撼力的美好事物不见了。客观地讲，关于审美的诸多理性评价也是美学中的应有之义，但这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当前，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仍然闪烁着栩栩生辉的真理光芒，它共时性地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结构和日常生活当中。要加强理论探讨与广大人民群众现实审美实践之间的联系，注意把握好鉴别美、发现美、研究美、向群众传递具有强烈震撼力的“美”的信息这个美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环节，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强化集体情感的培育意识，对社会普遍认同的．具有时代价值的美的事物做好田野调查工作。

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几点思考

田野调查，英文为“fieldwork”，又译为田野工作、田野作业、田野考察、野外考察、实地考察等。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人类学范畴的田野调查工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田野调查”经由人类学家A．C．哈登的强调、博厄斯的倡导、里弗斯的践行，在马林诺夫斯基那里上升到人类学方法论的高度。

博拉提墓群考古发掘记

在阿勒泰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1963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克尔木齐）墓地发掘墓葬32座。在此之后，阿勒泰地区的考古工作相比新疆其他地区以及周边的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要相对薄弱得多。2011年之前我多次来到这里，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这里开展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工作的时候。

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

作者近十年以来一直坚持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工作，关心和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其学术执着令人钦佩。从文化学角度而言，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尊重其精神智慧和创造，对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

仰望神山——梅里雪山“转山”行记

“转山”(又称转神山)是盛行于藏区的一种庄严而神圣的宗教活动仪式,是藏族人对神山的一种崇拜方式。2015年(中国农历羊年)9月,作为摄制组成员之一,我随云南民族博物馆《传承——云南少数民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影像全纪录》拍摄组一行从昆明市奔赴迪庆藏族自治州进行项目的实地拍摄和田野调查工作,也让我有机会来到滇、藏两省(区)接合部横断山脉中段的梅里雪山群,一睹她神秘的面容。

字里行间读《集成》——评宏伟卷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

本文是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后文简称《集成》)的评述。它记录了横贯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地方音乐的详实资料和乐谱。这项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始于1979年，并将于近期全部出版。它第一次公开展示了乡村城镇中传统音乐是如何传承的。

“跳进中国当代诗坛多维空间的漩涡”——柯雷教授访谈录

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男,1963年生,荷兰人。1996年获得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悉尼大学中文系讲师、莱顿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任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诗歌、文化社会学等,并用荷兰语、英语发表过大量翻译作品,以中国当代诗歌为主,兼及小说和散文,亦从事荷兰诗歌的中译工作。出版有专著《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与多多》(Language Shatter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1996)、《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Mayhem, and Money,2008)。自1986年至1987年在北京大学进修以来,经常前往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访学并从事研究。本刊特委托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易彬教授采访柯雷教授,现整理出这篇访谈,以飨读者。

试论中国艺术人类学“本土化”进程中的几对范畴

一、本土化与民族性 在我们的田野调查工作中，由于民族地区本身的特质，其文化种类丰富，从而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始终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活态资料。因此，正确处理好中国艺术人类学的本土化和地方文化的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关键，也就是说，地方文化的本土化过程既不能任由外来文化泛滥，也不能认可本地文化的保守，它应该本着客观向上、深入发展的文化态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研究

口述史方法是历史学研究中搜集史料、构建史料的一种重要方法，将这一方法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将不同于以往从某一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本体出发的静态研究和研究者“自上而下”传统观看视角．而是强调“眼睛向下”的民间研究视角，能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迁和发展纳入大的社会历史变迁背景之下进行考量性研究。口述史通过将几千年来基于口传心授记忆之中的民族文化转换成文字材料、进而有效获取非遗的最基本材料，留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记忆”，起到弥补文献资料不足，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空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用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但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属性决定了传承人的口述史同其他领域的口述史相比．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本文以重庆花丝镶嵌工艺传承人李昌义口述史为例，从田野实践角度出发，具体探讨口述史方法应用于非遗研究中田野调查工作的必要性，试图建立可操作性的方法体系及理论标杆，力求突破非遗口述史研究中传承人的客位身份，以带动深入研究口述史，同时，以传承人视角关注非遗传承现状，不仅为即将失传的传统手工艺留下技艺存活的可能，也希望能实现从田野到理论再到非遗保护机制的新思考。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简介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是在1932年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广西师范大学前身）设立的历史专修科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广西著名民族学者黄现瑶先生就已开展了广西民族地区历史地理的调查与研究，带动并培养了一批从事广西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学者。之后，他与粟冠昌、张一民等老一辈学者，不辞辛劳，多次奔赴广西民族地区．开展瑶、壮等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地理的田野调查工作，取得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民族学

专业解读 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专业,是于19世纪中叶在欧美形成和发展起来,20世纪初传入我国的。民族学是以民族或族群团体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发生、发展、分布和融合的规律;研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分布、关系,以及各个民族共同体的人民生活方式、社会状况、文化特征等。民族学在部分地区或国家的学术界被称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进行实地调查或田野调查工作,并广泛利用历史、考古、语言、社会地理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料辅助研究。

上海成立妈祖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前成立妈祖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将启动对上海地区妈祖文化遗址的田野调查工作，并计划在上海沿海区县开展田野调查，寻找遗址，调查目前渔民家中祭祀妈祖的情况，从而撰写出调查报告，为今后的保护、研究提供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