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40年代中国学界的甲午战争史研究

1930-40年代,主要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时逢甲午战争的40、50周年。在国难当头和抗日御侮的情势之下,中国学界掀起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空前且丰富的成果。在抗战爆发前六年间,当是一个硕果辈出的阶段,尤以王芸生、王信忠关于甲午战争外交史,张荫麟关于甲午海战史,千家驹关于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的论著为代表;八年抗战期间,则以总结与反思的成果为主;战后除了继续有所反思之外,则深入到中国内政的研究,并以刘适的论著为代表。关于甲午战前史,无论是在外交史背景上的考察,还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专门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见解,均具有创新和奠基性的学术意义。关于甲午战争史,对于外交史的继续探讨以及甲午海战史和中国内政史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且影响及于后世;围绕着李鸿章的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展现的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见解,对于1949年后的大陆学界自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甲午战败主要是出于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等方面原因的探究以及关于历史教训之总结与反思,则表明了中国学界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理性思考与进步。中国学人们在此期间于甲午战争史研究上所展现的时代情怀、使命意识和学术责任,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文人学术抗战史的重要内涵,亦成为后世和当今学界之光荣传统。

勿忘泣血的民族悲壮史——读戚其章近著《甲午战争史》

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以宏富而翔实的资料为基础,坚持科学历史主义的基本法则,并稳妥运用辨证的观点与方法来述评、撰写这段历史,读之使人受益颇多;再版时,又作了必要的、有价值的修订和增补。

高桥作卫与百年来高升号事件研究

高升号事件的研究始于日本学者高桥作卫,《英船高升号之撃沈》为其集大成之作。高桥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终极目的是为日本浪速舰行为正名。由于能利用珍稀的军方原档,又与国际学界交流深入,高桥的研究百余年来影响不绝。尽管学界对其核心观点开战责任说及事件过程已有辩驳和新的研究,但在对两位英国国际法学者的论说、日本政府的处置、英国政府的态度等的评价上,仍存在高桥影响的痕迹。流传的唯一的中文版船长证词与高桥版之间存在类同关系更值得重视。高桥及百年来高升号事件研究的历史,对甲午战争史研究亦有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