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剑时欲斩妖狐”——多元文化交涉视域下的晚明长兴甲子元日之变

明熹宗天启四年元日,湖州府长兴县知县石有恒与主簿徐可行被杀,时称“甲子元日之变”。事变不久,大儒许孚远之子许大受,将其反天主教著作《圣朝佐辟》献给德清知县。对此事变,存在三种叙事:一为《长兴县志》所持的私人报仇说;一为丁元荐等东林党人所持的“群凶之隐谋”说;一为来华传教士寄回教廷的年信中所载无为教杀人说。在多元文化交涉视域下,考察这三种不同叙事,可知东林党人围绕甲子元日之变展开了一场政治运作;而许大受选择这一时机献书,其初衷,与东林党人一样,都是“借剑时欲斩妖狐”,只不过,他们各自要斩的“妖狐”不同而已。

王国维与溥仪

王国维关心政治,在与罗振玉等人通信中时时表达自己对当时政局的判断。1923年,因为升允的推荐,王国维受诏入值南书房,与溥仪由此而发生了关系,报称之念与担忧之心构成了王国维对溥仪的主要情感。随着民国政府对逊清朝廷从优待条件、善后办法到修改条件的不断调整,溥仪的生存空间愈趋逼仄。溥仪及皇室安危始终是王国维情感的出发点,他建议设立皇室博物馆以守住紫禁城的地盘;甲子之变时,王国维随侍左右,稍后又主张溥仪迁居安全之地;他为皇室财产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生激烈的争论;移席清华后时往天津张园问安。凡此皆可见王国维与溥仪,虽然因为一为南书房行走一为逊清皇帝的身份,而不可避免带有政治的色彩,但王国维始终站在政治的边缘,深切关注着溥仪个人的命运。被错置身份的王国维,从本质上来说,始终坚守的还是学者本色,并以此与意图复辟大清的遗老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