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现状检视与完善——以帮信行为为视点

帮信行为“以刑代罚”规制趋势明显。应充分发挥行政规范的刑法前置法作用,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与刑法谦抑性原则,完善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机制,避免刑事惩罚过度挤压行政处罚空间。对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理论上“两法”程序的顺位适用分歧与实践中机制保障的“双重”不足,应摒弃“刑事先理”的僵化套用,行政执法程序有限优先适用对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更具合理性。此外,需强化行刑反向衔接实体与程序规范保障;恪守行政执法程序法定证据标准,完善行刑反向衔接证据转化规则;明确各部门监督责任,构建行刑反向衔接监督体系。

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的法律归责认定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的认定,实践中存在归责误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出台明确划分了各法律主体的法律义务,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遏制电信诈骗犯罪。认定网络诈骗帮助行为,首先要厘清共犯问题,其次“明知”的认定是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关键。针对电信诈骗帮助行为罪名的界定问题,应从帮助行为实施的时间点以及帮助行为人主观认识程度两个方面进行认定。鉴于此,对网络诈骗犯罪中的帮助行为进行研究,准确界定其行为的法律性质,有助于司法实务规范量刑情节,有效打击网络诈骗犯罪。

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责任体系之衔接——兼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第37条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立足于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建构起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的行刑责任体系。其基础在于功能主义刑法理念的科学落实、协同治理格局的共建共治共享和网络犯罪模式的运作现实。该法确立了反电信网络诈骗的法律主体、行为义务和法律责任三大核心范畴,对不同主体的义务类型及行刑责任设置了差异化衔接之路径。针对行业主体作为义务的违反,应遵循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认定逻辑,以行政责任作为责任承担的基础和主体,以中立帮助行为理论限制刑罚权的发动。针对非行业主体不作为义务的违反,应遵循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认定逻辑,发挥行政责任的限制解释功能,优化其出罪机制。行刑责任体系之衔接,有利于充分发挥犯罪预防效能,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论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的定罪量刑

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其背后许多帮助行为定罪量刑困难。应结合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科学合理地理清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定罪量刑的思路,严格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形成对该类诈骗犯罪全链条打击的高压态势。

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定罪量刑研究

当前,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背后又有许多帮助行为定罪困难。应结合刑法及其修正案九、2016年12月20日出台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科学合理理清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定罪量刑的思路,严格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形成对该类诈骗犯罪全链条打击的高压态势。

电信网络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的司法认定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技术也开始层出不穷,现如今,关于电信网络诈骗已形成了一条专业的黑灰色产业链。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的帮助取款行为在司法上的定性应当从帮助取款人的主观上“明知”的认定和客观上既遂的标准、以及主犯和帮助取款人“事前通谋”方面进行统一考量。根据上述几种判定标准的不同,帮助取款人所犯罪名也有所差异,在此基础上很容易出现在实案中同案异判的结果,所以进一步对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的行为加以司法定性是完全有必要的,不仅有助于精准定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从犯,也有利于提升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大学生网络电信诈骗防范意识现状及诱发机制研究——以消费行为与心理状态为切入点

当青年大学生被消费主义虚幻的幸福感所引诱时,其消费观、价值观逐渐被禁锢于符号化的消费秩序中,此时防范意识较弱的他们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企图作案的锁定对象。通过交叉列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受骗经历与消费习惯、焦虑程度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防骗宣讲接受态度与受骗经历并未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受骗群体的深度访谈来探索大学生受骗行为的诱发机制:伴随信用杠杆的加持,财务困境、情感割裂带来的焦虑感迫使大学生急功近利、放松警惕,早已精准布局的骗子乘虚而入,将其风险防护墙一举攻破,完成了从“萌发”到“催化”再到诈骗“事实产生”的整个过程,而且诈骗行为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群体“传染性”与受害者焦虑加剧。为此,预防高校电信诈骗的根本在于改善青年大学生不合理的消费习惯,提高他们对心理状态与情绪调节的自主性与自控力,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阻断被害行为的发生和继续。

结算帮助行为司法应对与转型——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例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结算帮助行为多样化、独立化的特征愈发明显,与实行行为建立了协作关系,成为犯罪结果发生的“催化剂”。在司法应对方面,存在着对间接帮助行为的定性分歧、对各个犯罪人刑事责任划分缺少明显区分、入罪金额的认定标准不清等问题,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探讨并加以解决。还需要坚持多元治理理念,在犯罪化治理层面,定性时需对结算帮助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量刑时参考“以刑制罪”的思路;在非犯罪化治理层面,完善刑罚的退出机制、优化刑法与前置规范的衔接关系。

电信网络诈骗非法提供两卡行为司法治理研究

当前法律规范下,大量为电信网络诈骗非法提供两卡行为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认定并处之以刑罚,不仅难以实现刑法惩罚与保护的目的,反而可能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对其中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实质上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在司法裁判中作出罪处理不仅具有必要性,还能够从损害可弥补、被侵害的法益可修复等角度找到理论支撑,在我国现行实体、程序法框架中也是有据可依的。非法提供两卡构成犯罪案件,如果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罪可能性低、行为本身危害性小、行为人事后认罪悔罪并积极退赔退赃或有其他轻微情节,可以考虑在司法裁判时免予刑事处罚。

大学生学习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信息的行为和效果研究——以杭州21所高校为例

对反电信网络诈骗信息进行宣传是增强高校学生防范诈骗意识和认知的有效手段,提高其学习的行为意愿是直接目的。文章根据社会学习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说服性传播效果理论搭建研究框架,结合现实情况,从信息接触、媒介接触广度、直间接经验、自我认知、服务满意度五个维度出发,以杭州21所高校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研究,找出影响其学习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信息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对如今的反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效果做出评估。由此得出结论:未接触过反诈宣传信息的大学生的信息学习行为意愿比接触过的大学生高;媒介接触广度对信息学习行为意愿无显著影响;直间接经验和服务满意度正向显著影响信息学习行为意愿;自我认知负向显著影响信息学习行为意愿,并且根据统计得知,杭州高校的学生对如今的反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工作较为满意。

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问题研究

在互联网络高速发展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手段层出不穷。其中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人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共同犯罪还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务中产生很大争议。对此,应当先从对诈骗罪既遂判断标准的选择上进行分析,再对行为人在不同时间节点介入到电信诈骗犯罪活动进行分析,以及对行为人主观要素的分析,这其中包括对行为人主观“明知”内容的认定,还有对“事前通谋”的界定。准确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之后再对帮助取款行为的性质进行认定。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

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的帮助取款行为进行准确定性有利于把握整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提高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打击力度和相关犯罪的打击精准度。对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应当重点从诈骗行为既遂时间点、帮助取款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事前通谋”的认定等关键要素来分析探讨,结合承继共犯理论对帮助取款行为进行分类认定,以此在司法实践中厘清帮助取款行为是成立诈骗罪共犯还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研究

作为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往往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诈骗集团中各个犯罪分子分工明确,犯罪手段多样化,严重危害了公民的财产安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最终目的就是能够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链条的最后一步即帮助取款行为,是指协助电信网络诈骗实施者转移与处置赃款的行为。但现行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帮助取款人取款行为的性质,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在罪名认定上出现差异,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应从多个角度和因素考虑,着眼于传统刑法理论中共犯处罚的基本原理、诈骗罪的基本构造,对相关法律规范的内涵作出准确理解,准确认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以求正确适用法律打击犯罪。

电信网络诈骗中罪名认定争议及其教义学应对

对近五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该种犯罪的罪名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关联犯罪上下扩散、罪名群内部认定混乱、帮助行为定性分歧等问题,而这主要是由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益、行为要件、既遂标准的不明确所引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侵犯的法益具有复合性,即在财产法益之外还有网络公共秩序法益。法益复合性决定了单以诈骗罪无法完整地评价电信网络的诈骗行为,既有的司法解释忽视了电信网络诈骗在行为方式上的特殊性,采用拟制方式将其纳入诈骗罪评价范围考量,导致司法人员在罪名适用时无所适从。因此,必须通过教义学的途径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下游关联行为的罪名归属,从而妥善解决司法适用中的难题。

电信网络诈骗取现行为的定性辨析

随着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对于在犯罪中收取被害人所转款项的取现行为,定性为诈骗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务界存在较大分歧。其原因是取现行为构成“两罪”的主观方面使用相同的“明知”表述。准确把握“两罪”“明知”的区别,对每个案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准确定性。取现行为人与电信网络诈骗犯存在事前通谋,或者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帮助取现,则构成诈骗罪;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既遂之后,取现行为人明知其所取款项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帮助取现,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电信网络诈骗中大学生受骗行为、心理、防范的质性分析

青年群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要受害者。在电信网络诈骗跨国追赃挽损难的情况下,以大学生受骗者为研究对象,从还原个案入手,分析揭示大学生受骗者行为过程和心理特征,展开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研究,指出大学生遭受电信网络诈骗的关键环节在于信任的构建和确立,认为有效应对电信网络诈骗,最关键的一环是提升青年大学生自身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浅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共犯的界分

近年来,随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的持续推进和“断卡行动”的开展,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呈现井喷之势,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理解和适用存在不同认识,主要体现在为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行为是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上游诈骗犯罪的共犯。通过对裁判文书的整理分析可以发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共犯认定的标准不统一,究其原因在于理论上没有厘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观故意认定及与上游诈骗罪共犯明知的区分边界。在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共犯时,应借鉴《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规定,以共犯原理为基本落脚点,从主观罪责与客观行为两个方面来认定。主观方面,以诈骗罪共犯论处的宜限于通谋情形;对于主观上仅具有明知,原则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客观方面,帮助行为与上游诈骗犯罪行为联系紧密,对上游诈骗犯罪起到实质推动作用的,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电信网络诈骗帮助取款行为刑事责任评价

电信网络诈骗帮助取款行为掩盖诈骗行为人身份,使得司法机关调查的难度大大增加,助长了诈骗行为人的犯罪气焰。现阶段电信网络诈骗刑事责任认定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同案不同判之现象,司法机关相继出台了一些司法解释,但仍有矛盾和模糊之处。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围绕电信网络诈骗帮助取款行为刑事责任评价要点,对认定既遂标准、事前通谋判定、主观“明知”认定进行探讨。结合承继共犯理论,根据是否存在事前通谋和加入犯罪时的犯罪形态将帮助取款行为划分为三种,结合实践中帮助取款行为刑事责任认定,将帮助取款行为的评价司法类型化,以期一定程度上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

电信网络诈骗“黑产”链中的个人信息侵犯及规制——以“两卡”犯罪帮助行为为切入点

以非法开办倒卖手机卡、银行卡提供犯罪帮助的“两卡”行为涉及对个人信息的非法利用,是电信网络诈骗盛行的重要根源。目前的规范框架下相关罪名难以对部分行为人适用,与刑事政策目的相悖。为严密法网,应从侵害个人信息的视角出发,重新看待这种涉及个人信息的不法行为,并寻找适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来规制其不法的法律空间。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行为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

关于电信网络诈骗关联行为性质的司法认定,存在着以电信网络诈骗共犯论处和单独定罪处罚的差异。认定电信网络诈骗关联行为与电信网络诈骗构成共同犯罪,关联犯罪行为人参与的时间点应为电信网络诈骗行为实行终了前;关联犯罪行为人应概括认识到他人实施的行为大致符合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行为特征,在程度上需达到盖然性以上的程度。我国刑法中的“事前通谋”,只需帮助者事前向犯罪实施者表达将会实施相关行为即可构成,可分为“共谋型事前通谋”和“狭义型事前通谋”,域外刑法中的“共谋”可归入“共谋型事前通谋”范围;关涉电信网络诈骗关联行为的事前通谋基本为“狭义型事前通谋”,多以从犯进行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