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新解:刑事电子数据的最佳证据规则--基于486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由于电子数据具有虚拟性、可复制性、相对独立性等特点,传统最佳证据规则难以顺畅适用。通过对486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可发现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以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来满足最佳证据规则。但该做法不仅与电子数据特性相冲突,还会造成诉讼活动的障碍,从长远来看,也背离数据司法的趋势。证据材料说和原件规则是造成电子数据最佳规则适用现状的根本缘由。学界提出的拟制原件说、置换原件说等不同观点,可划归为优化原件规则和重新解读最佳证据规则两条路径。鉴于最佳证据的概念可塑性强,故有必要重新解读该规则,但应辅以“电子数据信息完整”的新标准。新标准下具备原始性和完整性的电子数据即为最佳证据,审查时可采用比对完整性校验值、区块链存证等方法,而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仅是诸多方法之一,具体如何选择应由司法人员结合“成本、准确性、效率”标准确定。

我国刑事电子数据的证据规则及其完善

电子数据这种新型法定证据种类,具有无形性和可恢复性两个基本特征。2012年,《高法解释》比较详细地规定了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规则。但是,我国电子数据的证据规则在立法方面还存在获取电子数据行为的法律定位不清,相关规定的视角单一以及确证制度的不足;司法方面主要是侦查机关电子取证的专业人员不够,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欠缺技术保障。究其根本,电子数据特征是造成当前问题的客观原因所在。因此,可以加强传闻证据规则和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重点审查电子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强化电子数据取证和确证的专业程度来完善有关证据规则。

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证据种类,已经成为当今网络数字时代的“证据之王”,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原因在于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身份”尚不明确、权利基础较为薄弱、规则内容尚有缺失。对此,应当补充完善《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地位及其救济的基本权利,并以权利保障为基点完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的源头规则,探索兼顾权利救济与真实性保障,有层次、有重点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路径,为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打通出路。

海事诉讼中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规则

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规则包括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证规则。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认证规则应放弃传统的最佳证据规则,转而考虑电子数据的内容完整性和可靠性。电子数据的合法性认证规则为电子数据的取证程序,应当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价值取向,从主体、方式和范围三方面构建这一程序。证据的关联性系事实判断而非法律判断,现代民事诉讼法多交由自由心证规则处理,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证据,在关联性审查判断上,电子数据并无特殊之处,仍应由法官自由心证决定。

论电子数据证据的审查判断规则

电子数据证据作为科学发展与信息技术的产物，其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日益凸显。它的出现也给司法实践中证据的审查判断带来了新的问题，对传统证据规则构成冲击。然而，我国在电子数据证据方面的立法比较匮乏与滞后，也很少涉及其审查判断规则，导致电子数据证据的适用受到较大的阻碍。对国内外电子数据证据传闻、非法证据排除、补强证据、最佳证据规则的学说与相关规定进行对比，从法院与检察院角度研究其实践应用，结合电子数据证据审查判断的监督体制，以期提出完善我国电子数据证据审查判断规则的设想。

电子数据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探究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确认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电子数据作为"独立证据"的独立性得以确定。但不能否认的是,电子数据证据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电子数据证据的收集、交换、证明力认定方面。文章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在对我国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证据应用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建议。

电子数据的证据规则研究——以手机数据为研究对象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问题,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证据在侦查、诉讼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手机数据作为电子数据的一种,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成为证据的重要来源。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关于电子数据的证据规则尚未建立。面对这一现状,传统的证据规则的最佳证据原则、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电子数据的适用中时需要结合电子数据本身的特殊性,突破传统证据规则的局限性,以适应电子证据时代的到来。

电子数据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的运用——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阈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电子数据独立的证据资格。电子数据证据(简称电子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起到了作为证明犯罪的关键证据、辅助证明犯罪事实和手段、帮助发现犯罪线索、突破案件等重要作用。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电子数据证据的特殊搜查和扣押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电子数据证据等问题,故需在立法上加以完善。电子证据取证须符合合法性、及时性、全面性和比例原则,并采取特殊方法予以收集固定。

刑诉法框架下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运用研究

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电子数据的证据适用一直存有疑问。我国刑诉法中第五十六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当然适用电子数据,但对其补正的情况与标准还未成体系。同时实案中,介于电子数据的特殊属性以及相关制度疏漏,学界对于界定电子数据的收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需要被排除,是否满足补正条件以及如何补正也未达成共识。因此,笔者以非法证据规则的立法目的为基础,讨论非法电子数据的证据适用,同时分析收集电子数据的法定程序,以期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规则研究

以立法目的之差异为区分,我国的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可分为关联性规则和四项排除规则。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项排除规则存在性质不明、应用失序、内容缺失等三方面的问题。基于对已有规定和域外有益经验的总结,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的完善既需有解决“硬伤”的整体性思路,也需要克服“软肋”的阶段性应对。

互联网电子证据运用与司法实践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网络拓扑结构和资源使用方式发生深远变化,记录虚拟世界各种活动的电子数据以指数形式高速增长。在司法领域,电子数据日益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类型,其作用和重要性日益明显。相对传统证据而言,电子证据取证程序与证据规则有较大的差异。为此,应以互联网电子证据运用与司法实践为着眼点,以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的要求为出发点,探究电子证据真实性认定的新方法。

我国电子数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随着我国信息化的高速发展，电子数据越来越频繁的作为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对于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和可采性问题也引起更多的关注，因此电子数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能性和适用方式也确有必要进行研究和探讨。本文将通过对电子数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类型进行思考提出相关问题并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电子数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些许立法完善建议。

域外电子数据证据可采性的新发展及启示

电子数据证据可采性是电子数据证据认定中最为棘手,也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新修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电子数据证据为一种法定证据形式,但遗憾的是只确认了电子数据的证据效力,未对电子数据的可采性及其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在借鉴有关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践需求及发展程度,应制定包含最佳证据规则、鉴真规则与传闻证据规则的电子数据证据可采性规则。

电子数据证据认定标准的规范与完善

随着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人们对电子科技的依赖覆盖到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领域,大量利用网络技术实施的犯罪行为也随之产生。电子数据作为沉默的证人,对打击网络犯罪具有积极作用。2016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界定了电子数据的范围,并对电子数据证据的取证、质证以及认证提供了规范基础。但从司法认定角度来看,对电子数据的认定规则还存在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不加区分、完整性认定不全面等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以明确电子数据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着眼点,对电子数据的认定标准作进一步的规范。

民事诉讼电子数据适用困难之成因分析——基于逻辑划分规则的思考

自获得独立证据地位以来,电子数据的适用困难始终未能得到较为全面的解决。运用逻辑规则对《民事诉讼法》中电子数据立法进行分析,发现立法者将电子数据纳入法定证据种类时,忽视了电子数据与已有的七种传统证据外延存在冲突的问题,而这正是导致电子数据适用困难的原因。通过运用逻辑学中的划分规则,对电子数据概念的外延做进一步研究,明确电子数据划分后的不同形式与传统七种证据的关系,并基于此种关系变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表述,最终从立法的层面解决电子数据适用困难的问题。

大数据时代下的互联网广告监测电子数据取证规则

在大数据时代,新的电子信息技术对互联网广告及其监管都带来双重影响。执法机关对违法互联网广告行为的行政处罚依赖相关电子数据的收集与固定。实践中,互联网广告监测电子数据取证内容、主体、方式、程序、环境、保全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这导致执法机关采用的电子数据存在关联性、真实性及合法性被质疑的情形。因此,应当通过制定互联网广告监测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予以规范,其核心内容是确保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明确收集主体的资格及专业性,构建收集前重点检查、收集中充分注意和收集后定期检查的动态数据环境检查体系,规范取证记录,形成"保管链"。

数字时代刑事电子数据规范的“溢出”与“回归”——以我国立法为中心

数字时代背景下,我国刑事电子数据规范数量不断增多,内容愈加复杂。在这一过程中,立法上面临电子数据规范体系化的难题,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电子数据规范与传统证据规则的关系。刑事电子数据的技术性、开放性、跨国性、聚集性等特点,使得部分电子数据问题“溢出”了传统证据规则的关注范围,这一趋势在立法和实践中不断增强。但作为证据使用的电子数据应当符合刑事证据的基本要求;刑事电子数据规范在证据种类名称、证据排除规则、证据评价规则等方面,应当“回归”传统证据规则的基本框架,以促进证据法多元价值的实现。

类型化研究下的电子数据取证与认定规则

网络犯罪的演进与发展使得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不断完善和发展,电子数据从其外形特点到收集提取与审查判断方法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特征。对电子数据进行分类研究,根据不同的类型来对其设定取证与认证规则有很大意义。应当紧紧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制定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与审查判断方法,并对在封闭计算机系统与开放型计算机系统条件下的取证规则、人工输入型与非人工输入型证据的认证规则进行分类设置。

电子数据在证据法上的地位初探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数据能否作为证据被采纳以及作为何种证据被采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证据法面临的一大挑战。电子数据的脆弱性使其自身的真实性和安全性受到威胁,同时其不同于传统证据种类的特质又使其在证据法上的地位无法确定。为了改变电子数据在我国证据法上“名不正”的局面,本文作者对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电子数据立法概况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并对我国今后进行电子数据证据立法时应当采取的立法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区块链技术背景下电子数据运用的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区块链+电子数据”的模式得到多方认可,并借由互联网法院和智慧司法建设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区块链技术的运用有利于保证数据真实性、提高取证效力、便利证据认证。从全国两个首例案件和整体实践数据来看,区块链在电子数据中的运用存在话语体系和实践操作的较大落差,这是因为区块链技术在技术层面和法律层面还有不少值得深思之处。前者包括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和算法的可篡改性,后者包括存证平台资质不一对证据真实性的影响,技术成本对取证能力的“控制”,以及代码化对证据理论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