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讽刺力——谢晋遭遇了蝴蝶效应之后

对于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谢晋模式"讨论,即使是从纯粹纪念的角度,二十多年之后,也到了给出一个是非曲直的结案陈词的时候了。从时代变迁、历史检验和蝴蝶效应的双重角度可以重新审视谢晋模式讨论。1986年7月18日年轻学者朱大可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2000字短文,"一不小心由文学研究卷入了电影批评",其后果却是在中国的电影批评界掀起了一场"谢晋电影模式"讨论的轩然大波。这件事情的不合常理,与洛伦兹的蝴蝶效应不合常理几乎完全一样。可是尽管朱文有严重错误,却无人理会,且并不妨碍其后一系列附和和拔高式文章的炮制出炉,"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观点被进一步提出,谢晋电影成了电影界知识分子展现其优雅才能的学术演练场。理论准备似乎还没来得及充分就绪,理论批判的目标就出现了。谢晋导演似乎一下子就从天之骄子变成了被以严肃口吻揶揄挤兑的艺术弃儿,就连辩护者也无力回天。这次冲击波对谢晋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谢晋的电影创作思路受到重创,以《最后的贵族》为标志,这位曾经无与伦比地执著于电影艺术的创作者进入了其电影创作的休克状态和转型期。鉴于当时的处境,钟惦棐先生写了一篇语重心长的题为《谢晋电影十思》的文章,但其对谢晋电影及其讨论中引发的各种问题的深入思考及得出的结论,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领会其良苦用心,这些都应该得到重新解读,意在以史为鉴,汲取历史的教训。这次讨论,尽管在当时撼动了中国主流电影传统模式的稳定形态,但历史本身的讽刺与羞辱从来都是辛辣的、有力度的。我们看到,在高度产业化的利益驱动之下,一度被撼动了的传统模式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加具有左右逢源的修辞性姿态强势全面回归!好莱坞虽江郎才尽,但却依然故我、踌躇满志继续大规模地征服世界,更具讽刺性的是,这种回归的理论的呼喊与细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粗犷有力、肆无忌惮和明白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