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院到电影刊物:早期影迷文化传播的空间转向

中国早期电影刊物建立在报刊业发展之上,又借助电影商业化浪潮的推动,突破了中国早期影迷文化传播的空间局限,成为继电影院之外影迷文化传播的又一重要空间。文章将中国早期影迷文化传播的空间转向分为三个纬度,即从地理空间到文化空间,从画内空间到画外空间,从感知空间到话语空间,并利用空间理论相关知识,对这一空间转向的过程进行阐述,进而揭示这一空间转向在中国早期影迷文化传播中产生的影响,总结出中国早期影迷文化传播的这一转向在电影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从电影刊物看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抗议性”——以《上海影坛》为中心的考察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中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存在,以往的研究围绕其"抗议性"做出了长期的讨论和富有洞见的揭示。本文通过对以往较少为学者所提及但却畅销于沦陷时期上海的一份电影刊物——《上海影坛》进行解读,对学界热议的"抗议性"再度做出考察,据此提出一个观点,即所谓"抗议性"更多的是来自于电影评论者在接受层面上对沦陷时期的电影现状作出的一种"有限度的批评"。

20世纪30年代上海“附属性电影刊物”初探——以《联华画报》、《明星月报》为例

20世纪30年代附属性电影刊物开始盛行,附属性电影刊物属于电影刊物的一种,是指有上级资金支持的电影刊物。本文选取了此时两本较有代表性的电影公司的附属性刊物《联华画报》、《明星月报》逐一进行分析,并试图通过对这几本刊物的研究,总结出附属性电影刊物的特征以及其在电影刊物发展流脉中的承接作用。

抗战后上海电影刊物的形态特征——以《电影杂志》为例的考察

《电影杂志》是抗战之后一本较有代表性的电影刊物,它反映了中国电影当时的面貌和电影刊物的发展形态。《电影杂志》是一本制版精良的刊物,它亦与好莱坞电影合作无间,文章试图通过对这本刊物的剖析以证明大众趣味与文人理想的错位。

影人建构的“公共空间”:早期电影刊物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探索——以《银星》为例

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电影刊物成为电影理论与批评传播在公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载体。本文以《银星》为观察对象,透过对其主体独特性的分析,窥探一代影人的批评意识和电影观念;并试从公共领域理论出发,在都市文化语境中,对大众传媒构建的“公共空间”进行深入解读,还原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现场。

从《幕味》周刊中看上海早期电影刊物的探索之路

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的第一批电影刊物应运而生。这些早期电影杂志不仅记录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外电影与中国本土电影的原始面貌,更引领了当时电影艺术和电影产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幕味》电影周刊的个案研究,以"迎合"与"引领"的视角还原其创刊的社会背景,分析其编辑理念与内容特色,从而管窥当时电影人对于电影期刊创作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幕味》周刊对当今电影期刊的借鉴意义。

“明星系”电影刊物运营发展的启示

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922—1937)自创办之初就把出版电影刊物作为公司运营的重要环节。文章从市场运营视角研究“明星系”电影刊物,以影片宣传与营业记录见证电影刊物发展,表征电影刊物是电影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电影消费群体培育、明星策略、广告3个角度探讨电影刊物的重要作用。研究认为,把电影刊物作为文化产品进行商业化运作,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受众为核心,牢牢把握主流观众的消费习惯和审美趣味,平衡电影刊物的附属性与独立性、商业性与艺术性,是“明星系”电影刊物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纸上光影:电影刊物与早期中国电影史书写

在以往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将视域聚焦在影片文本与影人创作活动的层面;对于更具质感的电影历史存在显然还缺少足够的、自觉的问题意识。本文针对这一电影学研究的缺失,以早期电影刊物为论证焦点,尝试性地将1949年前的中国电影刊物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并结合宏观考察与微观辨析,对每个时期电影刊物的规律、特征进行阐述,试图以此延伸探寻电影刊物与早期中国电影史书写之间的深层关系。

《影戏杂志》:中国电影刊物的初始探索

20世纪20年代初,借助于电影的日益流行与纸媒体的蓬勃繁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电影刊物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本文对现存最早的铅印电影刊物《影戏杂志》进行个案分析,还原其创办经过,发掘其整体特征,进而管窥中国早期电影刊物的普遍生存状态与时代局限。通过对《影戏杂志》的考察,我们不仅对彼时电影人的从业心态和价值取向会有更准确的把握,亦可通过此刊物呈现出早期中国电影史中较少为人关注的一些面相。

电影特刊与早期中国电影研究

20世纪20年代,借助着民族电影业蓬勃崛起之势,更得益于电影这一媒介的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国人自办的电影刊物获得了迅速发展。2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电影刊物便是"电影特刊"。本文探寻电影特刊的特性及其演变轨迹,同时对学术研究中如何开掘与使用电影特刊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以期为早期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拓展新的路径。

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史料意识

虽然目前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学科地位已经巩固,但对其认识却未必到位。研究中国电影史必须将其纳入到史学研究的范畴之下,认识到电影史也是史学研究的分支。电影史研究需利用史学研究的经验及理论,在熟读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兼具宏观的视野,拓展史料的来源和形式,从影片史料、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三类史料入手,并理性利用史料,开拓新的史料资源,从而获取新的发现,激发新的论点。

女星主导下的电影批评转向——基于20世纪90年代 《电影双周刊》的考察

《电影双周刊》(CITY ENTERTAINMENT)创刊于1979年1月11日,被迫停刊于2007年1月24日,见证了香港影坛28年的兴衰历史,堪称香港唯一一本专业电影刊物,在香港电影界颇具权威。期刊由陈柏生、舒琪、刘志华等人创办,是文艺青年主导的电影杂志,编创者对《电影双周刊》最大的愿望,是为团结与推广香港的电影文化尽些绵薄力量。同时,杂志的立场认为,它是一本意见杂志,将会通过中肯的意见帮助大众决定选择取舍并对电影事务提出自己的看法.

引领与推进:《明星月报》在左翼电影运动初期的影响

1933年明星影片公司发行的《明星月报》在左翼电影运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左翼电影运动中具有影响力的电影刊物,该报始终保持左倾的政治态度,确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合理性地位,引领了左翼电影创作路线,并且推进了左翼电影艺术发展。从电影史和报刊史相结合的视角,揭开分别发生在电影和报刊中的复杂图景,同时探索二者的互动关系,对左翼文化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影评史略:由《电影评介》(1979-1985年) 追溯20世纪80年代影评之风

影评兴盛是20世纪80年代(以下简称80年代)国内不可忽视的电影现象,首先表现在80年代一些复办和创办的电影刊物刊登大量影评文章。其次,这些影评作者既包括知识分子和电影专家,也包括非电影评论从业者的普通观众,因此,这一时期的影评不仅有高屋建瓴的专业评论,也有通俗易懂的个体感悟。此外,新时期社会解放及电影探索使观众产生强烈的评论欲望,从而促使影评兴盛。

1949年《人民日报》之电影话语建构

1949年是关乎中国命运的一年,也是电影局势转型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电影随之结束了混乱的局面,开始了“人民电影”的创作。然而,在以往的叙述中,历史本身往往被革命话语所掩盖,在建国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回历史现场理解新中国电影的建构过程。报刊作为一种“非影片证据”[1],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现场,被视为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从《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可知建国前中国出版的电影刊物达300余种,它们是构成民国电影生态的重要肌理。

银色的安慰:由《影迷画报》看“孤岛”后期的影迷文化

《影迷画报》是一本于“孤岛”后期创办的公共电影刊物,它作为《青青电影》的姊妹刊,在延续其娱乐性办刊理念的同时,还中和了批判型公共刊物的批判精神以及影迷文化的公共意识。从《影迷画报》的办刊理念、栏目设置中可洞见其影迷文化倾向,它在与同期刊物的比较中构建起“孤岛”后期影迷群体个性与共性的身份形象。《影迷画报》作为“孤岛”后期贴近于受众之中的一个文本间网络,它在情感等多方面与影迷进行近距离地互动,并通过对明星外在形象与内在人格的塑造来完成对影迷的规训。而随着受众主体性的显现,影迷也在一系列电影事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最终《影迷画报》这一媒介与影迷受众合谋,共同演绎出“孤岛”后期特殊的社会思潮与电影生态。

《电声》:民国电影第一刊

每本畅销书的产生都是某个历史时期人们的心态和社会生态的集中表现。一套《电声》,在不经意间与之契合。《电声》存世整整十年,发行总期数超过九百,它的销量也创下了民国影刊的最高记录。一部电影史,巨星大片固然是不可或缺的顶梁柱,但那些形成整个银色氛围的小事细节,可能更浸润出社会的真实,它们才更值得回味,反映了大事后面随之的更多内容。

大光明:一段浓缩的电影史

南京西路与喧嚣纷杂的南京东路步行街虽仅一街之隔,却陡然清静不少,漫步其中,不经意间会被两旁年代久远的历史建筑所吸引。而从东头的起始路段开始,一字排开、名头不小的西式建筑就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金门酒店(原华安大厦)、体育大厦(原西侨青年会)、国际饭店,无一不是民国时代的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