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影史学视角下张艺谋爱情文艺电影分析——以《归来》《山楂树之恋》《我的父亲母亲》为例

纵观当代中国电影,张艺谋无疑是电影界的一面旗帜。自1987年的《红高粱》以来,张艺谋一共导演了24部电影作品,其作品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且在文艺片方面也有显著成就。而爱情文艺电影作为张艺谋导演所有电影作品之中的重要类型,其中所体现的内容具有明显的新电影史学视角。基于此,本文在新电影史学视野下,以张艺谋的三部爱情文艺电影《归来》《山楂树之恋》《我的父亲母亲》为分析文本展开剖析,借此了解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抗争、屈服与和解。

新电影史学视角下张艺谋爱情文艺电影分析

本文在新电影史学视角下,以张艺谋的三部爱情文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归来》为分析文本,从历史的记忆与阐释、历史的共时与语境、历史的总体与局部和心态史与个体叙事四个维度出发,探究了文本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渗透,借此了解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抗争、屈服与和解。

中国电影史学的历史——在西方历史学与西方电影史学的视野下

一、反思中国电影史研究 我国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两部最初的著作分别是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年鉴》(1927年1月)、徐耻痕的《中国影戏大观》(1927年4月).而以"电影史"为明确提法的著作则为谷剑尘著《中国电影发达史》(载《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出版)和郑君里著《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这两部史述专著.这些早期的电影史研究实践为后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尚未在学术价值的高度上对后世的研究产生引领式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也很类似.在1937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乔治·萨杜尔向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亨利·朗格卢瓦透露打算写一本电影史时,"电影史基本上是一种从作者直接经验和亲身经历的知识产生出来的见解与判断……

探索·反思·超越——评丁亚平《中国电影史学》

《中国电影史学》立足中国电影史研究与电影史学观念,但又与时代精神脉络紧密相连,展现了丁亚平电影史学研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开阔学术视野,充分展现出了丁亚平“电影史与电影史学互补的治史理念”“通史/通论研究路径”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中国电影史学》是丁亚平对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持续探索、反思以及对传统中国电影史学传统的超越。

新电影史学视角下张艺谋爱情文艺电影分析

本文章以新电影史学的角度对《归来》《山楂树之恋》《我的父亲母亲》这三部张艺谋导演的爱情文艺电影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从电影史学历史中的记忆和叙述、整体性以及局部性、叙事的角度出发,本文研究了思想渗透的文本生产和传播过程,以及个人在历史中的服从。

电影史学现状评估与建构目标及评价标准研究

电影史研究关系中国电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中国影视学科学术体系建设的核心与基础。中国电影史书写与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萌芽、发展再到成熟的历史过程,总体上来看,已有的史学著述包括通史研究、专门史研究与断代史研究,这些成果在数量、史料发掘与运用、史学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在更加细化、专门化的评估标准下体现出各自风格特征。电影史写作与研究主体需要加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化,在主体性、真实性、国际性、创新性等方面寻求突破,建构更加丰富多样、包容开放的史学研究范式。

建构“中国电影史学派”刍议

"中国电影史学派"应当成为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可从"建构中国电影史料数据库""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电影史理论""在全球视野中重审中国民族电影""展开跨学科的交流与互动"等方面着手,其最终目的,是要努力发展出一个以中文语境为基准的论述模式,积极参与到全球电影史研究体系的构建当中,显现出中国电影史学的光彩和魅力。

历史撰述与现代化——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电影史学主体意识及其演进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撰、出版,使早期中国电影史学有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里程碑,也成为中国电影走向现代化历史撰述的重要开端。这部电影史著作深入电影史血液和基因的范式写作,凸显史料意义和史学主体价值,在不断趋于政治化的官修撰述中寻求个人话语的实现。中国电影史研究不断汲取根源性的力量,建立对于历史编撰和电影世界并不偏狭的现代性概念,具有愈来愈重要的史学意义。

“史论”体范式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史家的史观和史学方法论

关于电影史观与史学方法的探讨,其表层是电影史著书写中史料与史论的关系与构成问题,本质上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崭新文化视野下中国电影史学的学术主体性如何评估和如何安置的问题。在中国电影史学领域,对于这一命题自觉和认真反应的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史家。他们在当时视为新兴思潮的苏联社会科学理论的感应下,有意识地将外来意识形态引入中国电影史学领域,开始自觉地尝试运用"史论体"与"发展史"史学模式来撰写电影史著作,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结构与体系。

在地书写与主体性建构——试论台湾电影史学群体及其历史撰述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台湾电影史学群体一直在"找寻一个自主的电影论述"。在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台湾电影史学研究经历了从初兴到繁盛的发展过程,其历史撰述也历经多次范式转变:从威权时代第一代电影史学者将台湾电影纳入"大中国"视野下进行所谓"正统"叙述,到后解严时代第二代电影史学者在本土意识的召唤下开始"在地化"书写,再到新世纪以来新生代电影史学者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对历史进行多元化重构。正是在这种不断重写的过程中,台湾电影史学研究日益走向深入,建构了特色鲜明的史学传统。

从“革命史观”到“整体史观”——史学观念的转型与“重构中国电影史”刍议

"重构中国电影史"的呼声应当是伴随着史学观念的转型而出现的一种迫切的现实诉求。这一诉求在实践中以近20年来醒目的电影史专题研究初步获得可喜的成果。它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摆脱中国电影史传统写作中的"革命史观"的意识形态桎梏,而趋向于一种新型的"整体史观"的建构。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新进展为中国电影史教学带来了新的视野,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只有在科学的史学观念指导下,电影史的研究和电影史的教学均不断稳步、扎实、有序地深入、拓展和革新,中国电影史的全面构建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新电影史学视角下张艺谋爱情文艺电影分析

本文对新电影史学的发展及其视角下的爱情文艺电影进行了讨论分析,并例举了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即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山楂树之恋》《活着》,文中还讨论了爱情文艺电影在新电影史学视角下的展现及存在的不足。

本雅明式的收藏家,或新电影/媒体史学

本文试图通过阐释"收藏"这一本雅明史学的重要概念,以理解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进而探索其作为电影史学研究新思路、新方法的可能性。文章大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收藏"的三个步骤:"收",收罗藏品;"藏",整理陈列;"赏",凝视和体验,以更"清晰"地勾勒出作为史学概念的"收藏"的理论形象。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新电影/媒体历史活动中与本雅明式的收藏—历史学家最为亲厚的媒体考古学家的历史实践活动,考察新电影/媒体史的突破和困境。本文指出当今的媒体考古学家表现出了本雅明笔下福克斯式的收藏—历史学家的双重属性,在他们身上革命性、批判性的新历史观念和根深蒂固的、教条化的旧历史撰写方法矛盾共存。这是实践者面对理论的两难窘境。

运用“影视史学”来解读记录电影

从艺术的审美角度讲,历史进程中最精彩、最具有审美意义的恰恰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专注于过程,是对历史的审美,是艺术的本质追求。为此纪录电影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对生命存在与社会存在进行历史再现,选择好题材与表现手段,强化内在张力。

历史图景与史学传承——由《电影史学的维度》看中国电影史学建构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是著名中国电影史学家丁亚平、陆弘石、高小健感念师恩而合力主持编纂的一部力作,其拳拳之情令人动容。以史为鉴,知千秋盛衰兴替;前事不忘,明万代是非得失。2015年3月16日,中国电影史学泰斗、《中国电影发展史》作者之一李少白先生因病去世,他的离世让电影学界为之悲伤。2016年4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

简述中国电影史学的研究

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越来越受到瞩目与重视,通过描述中国电影史学变化的过程并揭示其规律 , 能为把握当下中国电影史研究现状与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支持。这样 , 既可以使中国电影历史学进入普通历史学视野的学术设想在学科的层面得以具体实现 , 也可以解决中国电影史研究中面临的具体困境。

书写电影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电影史是一门基于电影学与历史学基础上的交叉学科;同时,鉴于电影艺术的综合性与大众性,其历史研究也是建构在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与各门类艺术史基础之上。《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最新修订版)》一书便是传统电影史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突破,为电影史的学习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指导。

整体电影史观的兴起与评价

整体 (综合 )电影史观是一种更全面、更系统的电影史学观。它的兴起既是电影史学家理论探索的自觉 ,也是电影史编写实践的必然趋势。整体 (综合 )电影史观也是一种需要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方法论。

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界都把谭鑫培的"戏曲电影《定军山》"认定为中国电影的开端,并一直对这个"中国电影的源头"进行补充"完善"。究竟,这个"完善"的过程有着怎样的一个脉络源流呢?本文对此做了一番考查分析,梳理其来龙去脉,并就其中牵涉到的有关事项提供一些史实,希图去伪求真,为中国电影的正本清源扫除障碍,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吹响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