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日本“电影国策”观念的生成与演变

战时为强化电影媒体对国策的服务功能,日本当局将电影事业纳入其宣传体系内,推动电影产业深度参与国策宣传,逐步确立起“电影国策”的统制观念并付诸实践。在战时体制构建和媒体政策法西斯化过程中,电影事业也从观念、体制和行动上强化了其战争宣传工具的角色认同,推动了“电影国策”的落实和纵深发展,从而为战时日本内外政策的推行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电影国策”观念的核心是强化电影媒体对“国策”的服务功能,“国策性”可谓战时日本电影事业的最大特征,“电影国策”观念指导下的战时日本电影事业呈现出浓厚的战争色彩,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宣传和贯彻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国策电影”语境中的《姿三四郎》

《姿三四郎》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Akira Kurosawa)的处女作,正是这部电影开启了亚洲电影的"黑泽明神话"。对于这部影片,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其是与时代背景无关的佳作。但另一方面,电影本身是无法脱离其社会背景存在的,在《姿三四郎》中,依然可以看到"国策电影"这一语境对黑泽明的影响。文章从"国策电影"背景、《姿三四郎》与国策电影的共通之处、《姿三四郎》在国策电影语境下的独到之处三方面,分析《姿三四郎》的艺术魅力。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电影法》研究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加强军国主义思想宣传和舆论控制,1939年,日本政府颁布《电影法》,企图利用电影为战争服务。《电影法》在很大程度上把法律的执行标准和力度交给行政机构决断,由政府主导电影产业的结构性重组。通过整合电影公司、统一发行系统和从业资格认定等,日本政府从根本上掌控了电影业的命脉。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强制上映文化电影和新闻电影,以国家的意愿主导电影业的发展。在国家权力的强力干预下,日本电影在粉饰侵略本质、煽动战争狂热、鼓吹“东亚共荣”、推动大陆拓殖等方面起到了宣传和动员的作用,鼓动日本民众充当侵略战争的牺牲品和支持者。同时,电影统制还作为文化侵略的手段,被广泛应用于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殖民统治中,电影成为鼓吹“日中亲善”,推行奴化教育的重要工具。

“满映”与日本“国策文艺”政策

为了实现对电影资源的有效控制,发挥电影宣传战和思想战的作用,伪满政府与满铁共同出资成立了满洲映画协会。满洲映画协会统制了东北地区电影的摄制、输入以及配给,是统制电影事业的特殊会社,与日本"国策文艺"政策体现了内在的一致性。满洲映画协会的建立体现了日本"国策文艺"政策的侵略性质,满洲映画协会拍摄的作品体现了日本殖民者对中国人民奴役的实质,满洲映画协会对电影的垄断经营强化了日本"国策文艺"的基本特征。满洲映画协会对东北电影市场的垄断性经营,将电影的柔性侵略手段与战争的硬性侵略手段结合起来,强化了对东北人民的精神侵略和文化奴役,消磨人民的反抗意识,对东北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国策”宣贯、个人理想与“中华电影”——1939年川喜多长政上海赴任始末

川喜多长政是由日本军方指派,于1939年赴上海主持电影工作,对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人物。对川喜多长政的评价,历来是相关研究中争论的焦点。本文试图通过从1939年川喜多长政与上海派遣军参谋高桥坦的历史性会面切入,梳理围绕此次会面的不同史料与记载所呈现出的歧义与偏差,并分析其原因,来客观展现川喜多长政上海赴任前后的历史环境与个人心理。

日据末期台湾莎秧故事的文本演绎与跨地域传播

1938年,台湾泰雅族少女莎秧在送应征入伍日本教师的路上,不幸坠桥身亡。1941至1945年间,莎秧故事被台湾总督、台湾与日本文艺界渐进地附加了"理蕃政策""志愿兵政策""妇女动员""民族融合"等多重意涵,最终被建构成殖民地台湾的典型人物形象,在日本殖民地文化圈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通过剖析台湾莎秧故事被打造成"援战样板"的过程,把握殖民当局操纵文艺界策应战争的模式;理解文学、电影生产与殖民政策宣传的密切关系,还原出日本在台湾和伪满洲国等地跨地域营造殖民文化圈的运作模式。莎秧故事的书写者有日本作家和电影人,有在台日本作者,也有台湾作者,由于殖民与被殖民、教育、人生阅历、世界观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差异,莎秧书写蕴含了多元言说的可能。

生产·投资·扩张“:满洲映画协会”的再考察

1937年8月至1945年8月,"满洲映画协会"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成立,是集电影制作、上映、配给与进出口于一体的超级电影企业。一方面,作为一家垄断企业,"满映"机构庞大、资本雄厚,以制作宣传片、剧情片与时事纪录片为主,兼投资内部电影相关的一切业务,获得可观的利润;另一方面,作为一家跨境企业,"满映"大力拓展外部业务,以投资的形式涉足东亚各地的电影制作、配给、放映等业务,以贸易或交换的形式扩大与德意苏等国的"电影交流",谋求成为世界的"电影王国"。

政治、商业的交汇与纠缠——“华影”制片、发行、放映研究

作为沦陷时期上海最重要的电影机构,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从诞生之日起便始终无法摆脱与日伪国策电影沆瀣一气的负面历史形象。但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市场和商业诉求的股份制电影公司,"华影"又无法回避追本逐利的赢利动机。正是政治与商业两者的相互交汇与纠缠共同塑造了"华影"的整体事实。本论文从"华影"的制片、发行、放映角度分析政治与商业对"华影"整个电影制播流程的影响。

“两面性”的谜团——“川喜多长政放任政策”研究

以"中华电影"为代表的、日本在战时上海所展开的电影"国策",与"满映"等相比,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层面。可以说,作为日本在上海电影"国策"的核心角色川喜多长政所具有的争论性是一个好例子。本论文主要分析川喜多长政提出的"自己不制作宣传片,让中国人拍中国人的电影"的方针(俗称"川喜多长政放任政策"),通过分析他所留下的言论的方式,试图阐明"中华电影"特有的运作方针含有的内涵。

政治粉饰物:对《新影坛》的一次解读

上海沦陷时期作为日伪"官方"正统宣传工具的《新影坛》杂志,对"国策"电影排斥欧美而鼓吹日伪政治目的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作为文化产品或者政治粉饰物,《新影坛》也从侧面体现了当时上海影人复杂生存状况下的"软性"反抗,以及对电影艺术本体上的一些探讨和推动,这些也部分地为我们解答了战后上海电影业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新影坛》也从一个侧面忠实记录了"国策"不得人心而走向失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