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题材电影对苏州城市形象的塑造

城市形象的塑造途径有多种,而城市题材电影无疑是最有效的。江苏苏州被称为“最强地级市”,但以苏州为题材的电影数量却不多,且多是小制作,缺乏足够的影响力,与苏州城市发展不相匹配,可见应当加大苏州题材电影的制作,加强对苏州城市形象的塑造。文章着重探讨了苏州题材电影对苏州城市形象塑造的影响,希望各城市能够认识到影视作品对城市形象塑造的重要性。

论福建城市“魅像”在青春电影中的呈现

近年来,福建城市在国产青春片中总有着或隐或显的身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描绘青春故事的影像中展露出的福建城市景观也各不相同,影像空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论文通过考察在福建取景拍摄的青春电影,结合电影的“城市性”理论,讨论青春电影取景福建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发掘青春电影中福建城市的城市形象、空间美学与文化气质,建构福建城市在影像中的独特审美意义。

试论当代重庆“电影城市”的“异托邦”呈现

本文在梳理"电影城市"的理论命名中论述了当代重庆"电影城市"影像空间的本位特征,并从电影本体内部研究了当代重庆"电影城市"对异质空间的生产,即当代重庆城市电影一方面以城市空间本身的戏剧性来结构电影,另一方面又用冷峻、写实的影像风格来解构城市的现实空间,从而使"异托邦"的影像流溢在重庆"电影城市"的影像空间中。

论新世纪中国城市移民电影的底层叙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迁徙、流动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于是城市移民问题便成为影视媒介关注的焦点。作为城市电影的重要亚类型之一,城市移民电影对底层移民群体的生存状况及悲剧命运进行了揭示与思考,如对城市移民面临的欲望与精神的溃败、身份的焦虑与文化的认同以及女性的失语与妥协等问题都有所涉及,表现了电影人对底层移民群体的悲悯情怀。城市移民作为底层弱势群体,他们既渴望成为城市中的一员,又很难融入其中。城市移民电影以影像的方式回应了城市移民与城市、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电影中的草根形象分析

关注城市草根阶层生存状态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电影在创作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本文简要梳理城市草根形象在国产电影中的发展过程,重点分析城市草根阶层在新世纪中国城市电影中所呈现出的两种银幕形象——无助与狂欢,并探讨其折射出的社会文化现实。

城市电影:关于城市的想象与记忆

城市是电影生长的土壤,同时也是电影观察、注视的对象。电影成为城市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见证、记录了城市的成长,城市独有的多变、斑斓的空间恰好也符合电影作为时空艺术的本质需求。电影对城市的记录与想象又促成人们对生活于其间的城市的重新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是经电影塑造而成的环境。

影像城市与城市印象--重庆城市电影中的“意象表意”

近年来,多部在重庆取材拍摄的电影取得了优异的票房成绩,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电影界的关注。作为常见的空间意象,城市已不再只是电影刻画的“客体”,特定的城市意象从视觉层面上给了电影表达情感的依据,电影通过主动选景于城市的某一特定景观去延展情感主线,通过反映城市发展进程中市民文化中的矛盾与冲突,来反映主人公的思想、情感,推进故事的发展。首先,重庆,由于自身鲜明的地域特征与城市景观,为其城市电影拍摄提供了与众不同的优越条件。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推动情节发展、主题展现、内涵的进一步深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重庆城市电影里重庆方言在台词、旁白方面的运用,不仅符合影片中的人物性格设定,也贴切地反映了现实中重庆人的基本特质。再则,重庆令人心驰神往的特色美食,尤其是火锅这一代表性意象和其背后蕴含着的文化意蕴,都彰显着重庆这座城市的人文气质。最后,重庆城市电影所反映的相对静态的社会生活和小人物的故事,与这座城市经历时代变革后不变的情怀联系在一起,使得重庆城市这个场所深具故事性和电影感。

电影城市:日常叙事和感知真实

通过对电影媒体特性及其若干代表案例的分析,结合城市研究的发展,论证了电影以其复杂的视觉意识和叙事方式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再现和重塑,对应着后现代大都市城市空间非线性的多重现实。

景观社会中重庆城市电影的意义转向

渝中解放碑地区由于独特的山地江城风貌,为重庆城市电影提供了与众不同的优势条件,由"魔幻空间""新旧对峙""家乡归属"三种景观组成的城市奇观形成了新的电影语言,并且构建出了一个新奇特殊的重庆城市形象。但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景观社会中,电影对重庆的呈现开始局限于新奇的城市奇观,忽略了叙事内容,欠缺对真正孕育城市独特形象的本土意识和人文历史的挖掘,重庆城市电影光影空间的意义开始发生转变。

现代性迷宫与当代中国城市电影的空间叙事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显性表征,中国城市的空间景观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展现了宏伟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城市空间由是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电影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叙事途径。本文认为,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电影中的转喻空间、意象空间、象征空间和权力空间等电影空间构成了一座现代性迷宫,在这座迷宫里普通市民、都市青年、知识分子和外来务工者等各种人群产生了相关的种种现代性体验,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和城市人的主观体验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的正是"人的异化"这一城市元命题。

市民精神与上海城市电影

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位于中国前列,而上海的城市电影创作,却被认为是"缺席"的。上海城市电影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常繁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课题。中国"城市电影"有其特定的概念与"反城市化"的思想内涵和创作主流,它和上海城市创作因不同地域的历史、经济、文化传统和创作群体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走向、城市体验和类型裂变。上海城市电影也有它独特的样貌和路径,它存在的重要性和发展的不够充分均有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市民价值观作为"城市电影"精神内核是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而且也有其现实的可能性。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无疑使"城市化"与"以人为本"的相互融合成为一种可能的世界性的前瞻目标。因此,中国以"反城市化"为主核的城市电影已然走向式微,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新的进程,中国城市电影创作迎来了转型和突破的历史契机。

喜剧·动作·黑社会 20世纪80年代香港城市电影三原色

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城市电影进行文化研究,提出喜剧、动作、黑社会共同构成香港电影文化三原色的观点,并以新艺城公司代表作《最佳拍档》系列以及黄百鸣的喜剧电影为例,分析了香港电影中喜剧元素的文化特征。

1979-2005年中国城市电影研究综述——兼及电影研究思维与批评方法的反思

1979-2005年中国城市电影研究主要以综合论述、个案分析的方式展开,对城市电影创作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折射出中国当代电影理论与批评曲折发展的进程;海外相关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如何在中国电影文本与西方文化资源之间寻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是研究能否真正获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构建面向“美好”的生活美学范式——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电影为例

生活美学是世界哲学的重要转向之一。中国对生活美学的研究有两种常见范式: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消费美学,在电影中可以"新都市电影"为代表,主张对城市生活的物质繁荣进行极端夸耀,显现出人们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向往;二是"为艺术而生活"的艺术化生活美学,它表现为对生活的一味美化,在城市电影中以"治愈系"为代表。这两种生活美学范式都存在着理论与审美感受上的缺失。而以第六代导演为起点的第三种生活美学范式在表现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基础上,可以引导人们更为深入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不妨称之为"回到生活本真态"的存在论生活美学。这种生活美学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美学为基础,以对生活本真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思考,揭示了"美好生活"的内在意蕴:以真为美,以善为好,强调情感兴发之后的沟通与关联。

我国城市电影文化遗产保护试论

电影主要是一种城市文化,它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留在城市。电影文化遗产主要是一种城市文化遗产,属于特定的城市。它需要特定的城市予以保护和传承。城市电影文化遗产对于电影和城市具有双重意义。随着城镇化建设在中国各地的快速推进,随着房地产开发热潮的兴起,一方面城市电影文化遗产正在遭受惊人的破坏,另一方面保护工作又面临种种问题。显然,我国城市电影文化遗产面临破坏流失、缺乏保护的严峻形势,需要紧急而有效的保护行动。相关城市应综合运用博物馆化保护、生产性保护、生活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等多种手段,抢救性地保护这些宝贵的电影遗产。这是务实、明智、顺应民心和造福万代的举动。

中国当代城市电影:历史的性格决定命运

中国当代城市电影是一个历史的特定的概念,是中国当下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它的发展走向是与中国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所呈现的由南而北的区域历程相一致的。当城市电影的创作由南粤而进入北京、西安等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内陆城市时,文本表现出人对现代都市的强烈的"震惊"体验,呈现出鲜明的"反城市化"创作特征。它无疑具有很大的社会认知价值,即便是在历史评判的尺度上,也是具有实质理性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具有自己特定历史内涵的中国当代城市电影,也就日益显示出其局限和落寞而逐渐走向了边缘。

当电影遭遇城市——试论《尼斯景象》与城市交响曲电影

电影起源于现代都市巴黎,它与现代城市都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电影与城市的相遇建立了一种共同节奏,呼应着时代的律动。城市交响曲是电影遭遇城市的产物。城市交响曲电影表达的不是普通的城市生活,而是城市的现代节奏:火车、汽车转动的轮子,旋转的机器,钢筋、玻璃建筑,速度、节奏与运动的交响。节奏感、形式感、运动感建立起城市交响曲电影的突出特征。《尼斯景象》则洗劫了未来主义的机器激情,代之以社会观察,但保留了城市交响曲电影的形式:节奏、动感和先锋艺术表达方式。

历史空间:当代城市电影中的多重“文革”叙事

中国当代城市电影的空间叙事既指向当下的城市空间,也指向历史的城市空间,其中"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段的城市是电影作者们不断表述的一类历史空间。通过对杨延晋的《小街》、田壮壮的《蓝风筝》、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四个文本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第四代"、"第五代"和"新生代"等不同的电影作者那里,"文革"的空间叙事呈现出象征空间、写实空间、抽象空间和想像空间等截然不同的形式。

城市电影的镜像书写与空间建构

城市与电影的紧密共生关系,使得电影成为记录当代中国城市空间变迁的历史影像。电影作品中城市地理空间的流转,意象空间的拼贴想象,以及对异质空间的多维度探索,都体现出电影创作者对寓居城市的人的空间生存困境与异化精神状态的镜像书写,彰显了电影从行业者可贵的人文关怀。城市电影导演在保留自身作者艺术性的同时,也涌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从空间叙事角度分析城市电影空间的建构方式,有助于深刻理解城市空间在电影叙事中的意义。

80年代初大陆城市电影的叙事逻辑

“重返80年代”的语境,以“城市”为视域,从城市形象的形构、物理空间的呈现、历史空间的表述策略三个维度对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批电影文本进行一番“同情之理解”地考查和梳理,可洞见关于城市的话语想象和城市题材的叙述呈现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面向,城市作为工业空间表征着现代化民族国家想象,而其隐含的“改革叙事”的逻辑又难以摆脱前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子。这些电影既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一种特殊经验,同时也是对现代城市经验的一种阶段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