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电影年

如果要为2009年选十个关键词的话，“电影”肯定应该人选。2009年的电影院比以往都要火爆，而且不再仅仅是进口片和年终贺岁电影的天下，从年初到年末部有国产片热映。本土力量的崛起值得欣喜一尽管不能忽视泡沫的存在，毕竟这可以证明看电影和关注电影的人越来越多，无论如何部是件好事。

现实书写·英雄塑造·类型探索——2023年中国电影艺术创作报告

2023年,中国电影呈现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以来良好的复苏态势,整体创作表现出以下明显特征:对现实生活进行了多维度的观照与书写,现实题材、现实主题、现实人物贯穿全年;类型电影持续探索创意创新,在悬疑、犯罪之外,喜剧、动作等多元糅合,显示出更加丰富立体的电影格局;主流电影叙事从国家到个人,塑造了不同行业的英雄形象;新人导演、新人力量以更新创意和更深主题挖掘,为电影艺术创作注入新鲜生命力。

2023年中国电影宏观透视与热点现象综述

2023年的中国电影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中国电影行业克服疫情困难,取得显著成绩,创造出多个市场、票房新景观。随着观众回归影院的热情被重新点燃,整个电影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呈现出复苏再启航的状态。2023年中国电影在创作上总体呈现多元发展趋势,商业片继续进行类型突破与价值升华的探索,文艺片则依然坚守自我阵地,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还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新的传播态势,成为中国艺术审美景观的重要存在。

蓄力复苏 多元创造:2023年中国电影热点综述

2023年的中国电影,市场逐步回温,不仅取得了疫情以来的最高年度票房成绩,更在多个市场维度实现创新发展。2023年,中国电影在题材类型、主题深度、艺术表现等多个方面进行多元创造,艺术探索和创新之作也多有呈现,题材聚焦历史、现实、神话、科幻、军事、扫黑、诈骗、直播等,主题探索以亲情伦理、社会现实和生死议题为主。新主流电影持续发力,艺术手法的创新在老中青三代导演的创作中均有显现。整体而言,2023年中国电影产出《满江红》《流浪地球2》《封神:朝歌风云》《消失的她》《孤注一掷》《八角笼中》《长安三万里》《坚如磐石》等多部现象级作品,取得了市场和口碑双丰收。同时,多部国际电影节上的获奖佳作,也为本年度中国电影的艺术创造画上有力标记,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强力考据。

“现实向”电影的多元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想象力消费——2023年度中国电影艺术分析

2023年中国电影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现实向”电影深入关注现实问题,通过与悬疑、家庭、职业等类型或题材相融合的方式进行叙事创新。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的作品十分注重“想象力消费”影像化表达,在故事、视觉呈现与中国精神上进行文化传承。在具体类型发展上,悬疑犯罪类电影积极发挥安全教育功能;喜剧电影表现出明显现实深化趋向,关注现实人们职场与生活的喜剧备受关注;动画电影积极探索传统文化题材与科幻想象题材的系列生产;文艺片表现出明显的“元电影”特质,以影像故事对焦“电影本体”“何为电影”等哲理性问题;爱情片表现出明显的IP意识,但从电视剧到电影的跨媒介IP改编依旧存在故事逻辑性不完善等问题。综合来看,深化现实表达,积极探索传统文化想象力呈现和类型融合,是2023年中国电影的艺术启示。

论“十七年”时期电影明星生成机制与身体政治——以上官云珠入选“22大明星”为中心

“十七年”时期,“22大明星”在政治实践、明星表演、观众参与等多重机制的作用下诞生,这些机制复杂而多面,暗合着不同程度的悖论。上官云珠通过对自己银幕内外的身体规训,完成了对这些悖论的意识形态缝合,最终得以成为代表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形象的“22大明星”中的一员。以上官云珠入选“22大明星”为中心,可一窥“十七年”时期电影文化的特殊面貌。

“十七年”电影中的“赶车”叙事及其文化政治意味

“十七年”电影中常出现“赶车”的符码,它是电影重要的叙事情节和线索脉络。在“赶车”作为主要叙事情节的电影中,“赶车”不仅是联通内外的工具,还是电影建构矛盾冲突、引发思想对立的重要叙事元素。若将之放置于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中,“赶车”更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意味,构成了指涉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强调阶级斗争、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一种“十七年”电影的文化政治模式。

2023年网络微电影发展概观

在前沿网络技术赋能及头部视频网站的强势助力下,具有天然互联网基因的网络微电影曾一度辉煌,但近年来其生产和传播空间被快速发展的短视频行业不断挤压,同时自身的模式化创作问题也不断凸显。2023年是网络微电影面临阵痛之后的整改转型之年,一些优质作品在类型探索、艺术精进和传播效果上可圈可点,但同时也须时刻警惕某些作品在表现青年亚文化时的艺术表达失范等创作偏颇,并仍须坚信唯有抵制商业收编、坚守正能量输出的精耕细作之路才是网络微电影长盛不衰的生存之道。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美学探论

常规艺术理论中超越性的、无功利的、追求永恒的观念是无法适用于新中国艺术美学的描述的。对于灾难深重、他经忧患的中国人来说，1949年，新的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艺术家们在胜利豪情的冲击下，还无法与时代拉开距离，其本身就是时代激流中的一部分。艺术在更大程度成为了一种工具，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抒发胸膛、宣泄激情的生命渠道；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这是确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保障政治权威的有力手段。因而，这一时期的艺术美学呈现出独特的形态：社会普遍心理、艺术自觉意识与国家强大的政治意志交融在一起。中国电影（本文所述专指1949-1966十七年的中国电影）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形象记录。作为最大众化、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载体，电影除了体现艺术审美价值外，还在更大意义上被当做了树立权威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政治与艺术的结合上创立了一套充满政治激情的电影语言体系。当然，这一时期最具美学贡献的方面，则是一批电影工作者秉承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尝试建立独特的中国民族电影艺术风格，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中国梦”:想像和建构新的认同——再思六十年中国电影

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六十年。六十年间,中国电影和这个国家一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电影当然是一种娱乐和休闲的形式,但它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想像,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的文化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刻,回顾电影发展的六十年是对于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的"大历史"进程的反思和探讨的一部分,也是对于中国的认同建构重要部分的重新认知。从"公民身份"建构的角度对中国电影六十年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思考的角度和空间,而通过对电影发展六十年的轨迹的分析可以发现和思考"中国梦"的轨迹。六十年来中国电影的道路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部分,在中国认同的创造中,电影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的认同的创造,也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电影的发展之间相互扣连及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它与"中国梦"展开的过程的关系是异常紧密的。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历程有一个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公民身份的建构和转变的历程,也就是确立"公民"和"消费者"的同一,"英雄"与"凡人"的同一的进程,这也是一个"中国梦"展开的过程。

微电影二十年:起势、迭变、大融合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电影人在积蓄短片传统和借势互联网的过程中,推出微电影概念并使微电影发展呈现从迭变到大融合的态势。其中,“迭变”包括制作能力不断提升、叙事手段不断创新、网络传播不断强化;“大融合”是指在形式、产业、媒介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融合发展”的趋势,很好地适应了国家有关政策和大众观影生态的变化。微电影作为短小精悍的电影类型,回顾其二十年来的发展变迁,或能为互联网时代微文艺的发展提供某些参考。

女性意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剩余物——“十七年电影”底层女性的群体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配合主流政治,用革命话语对传统故事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征用与改造,特别是借用底层妇女的形象,以建构个人对阶级的归属及对政党的服从关系,用现代革命话语完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替换。这类影片虽然集中塑造了女性角色,但仍然是一套男权话语的言说机制;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对女性意识具有内在的排斥性。"女性"承担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但却没有对女性自身的言说,只是阶级符号而非性别代表。新中国"十七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电影。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身份认同表述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最为耀眼的电影类型,它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动人的爱情表达获得观众青睐的同时,也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巧妙宣扬了当时的民族政策。这些影片用歌舞仪式、语言、服饰、景观等符号构筑指认性的身份场景,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在强调各兄弟民族情谊的基础上,顺利地将各族人民团结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来,巩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国家史”的编纂与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建构 论“十七年电影”中的民国叙述

在中国大陆,每个时代都有电影创作者醉心于对民国这一多元、含混历史的记忆和想象,本文将把民国叙事电影中呈现的民国形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试图从"十七年电影"的民国叙述中探寻究竟是什么在主宰我们记忆过去、想象中国的形式与内容,从民国影像的生成过程中揭示历史话语背后的权力和文化机制。

“十七年”中国电影中的基本美学形态与国家意志

在"十七年"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电影创作虽然几经起落,但始终呈现出明显的教化意味与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导向,其电影美学形态演化在体现现实复杂性的同时,也呈现出高度的国家意志特征。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十七年关于女性的主题实际上是阶级的,革命的主题,而不是性别的主题。任何女性的爱情经历或者转变成英雄的主题,其最终指向是政治命题。

政治至上:十七年电影政策解析

本文试图从强烈的政治性、高度的计划性和不稳定性等三方面解析十七年电影政策的特点,并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还原这一时期电影政策的内在逻辑。诚然,十七年电影政策政治至上的特性对于艺术创作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但在凝聚人心、排除异己思想方面却有莫大功效。从这一点来说,莫衷一是的十七年电影政策其实也有其可取之处。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之我见

“十七年电影”从创作到研究,从发行到放映,构建了完整的电影体系,它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甚至是对几代中国人的影响,都使得它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

外国电影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本文讨论了好莱坞的"情节剧"叙事模式、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流派,以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十七年电影"在叙事原则、若干叙事技巧上和外国电影的内在关联性、中国传统叙事模式在接受外来文化过程中的认同和排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