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电影形态与艺术研究

中国现代电影自诞生的一刻起,即开始在与西方现代电影的互动与博弈中逐步成长、慢慢成熟,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完整的发展轨迹。它不仅保存着灿若星河的重要文献,而且见证了一大批电影人不懈的探索和创新,这些努力共同生成了现代中国电影极其丰沛而多样的内容和文化价值。

网络电影:新的观看经验与电影形态

相比院线电影,网络电影在接受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冲击并颠覆传统电影理论对于"什么是电影"的定义,拓宽电影的边界。从大银幕到小屏幕的变化,深刻改变观众的观看经验,重塑观影主体与客体的权力关系,并展现另类公共经验的可能性。这种新的观看经验也呼唤着不一样的电影形态,无论是来自早期电影的"吸引力"元素,还是"互动电影""桌面电影"等具有新媒介样态,能够折射当下人们生命经验的电影类型,都和网络电影具有亲缘性,也前瞻性地指明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媒介融合视域下电影形态的重构

自电影诞生一百多年来,其定义一直被反复探讨:乔托·卡努杜的《第七艺术宣言》赋予电影第七艺术的身份;安德烈·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定义了电影是活动的影像;克里斯蒂安·麦茨援引索绪尔的符号学原理,认定了电影是同语言一样具有约定性的符号系统;麦克卢汉则认为电影是可以和书本相媲美的重要媒介,其形态在未来有着无限的演进可能。但无尽的追问与界定最终也未能达成一个公认的概念,只留下了一条关于电影概念建构的"渐近线"。

聚焦《霸王别姬》的电影形态与格局艺术

《霸王别姬》以获得举世瞩目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国际影评人联盟大奖把导演陈凯歌推上了国际导演的宝座。毋庸置疑,其原因除了明星阵容外,还有电影主题、立意、情节、布局、色彩、音乐等众多因素的参与。导演匠心独具的史诗格局追求,别出心裁的电影语言,都是赞誉笼罩下的一道道"彩虹",让特殊年代的上层文化领域和所属的众多内涵,走进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有了特殊的定格,为影片的出类拔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天注定》《山河故人》看贾樟柯电影形态的转变

从2013年的《天注定》到2015年的《山河故人》,贾樟柯仍然在影片创作上坚持了他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但是在具体的影片结构和表现上有了新的质变。在社会进程急速变化的当下,他影片当中的故事性和节奏性都有了显性展现。文章从叙事结构、镜头运用和叙事视野三个方面来分析贾樟柯电影形态转变的表现及原因。

聚焦《霸王别姬》的电影形态与格局艺术

电影《霸王别姬》是陈凯歌导演的成名作,电影上映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导演陈凯歌也由此成为国际导演。对电影《霸王别姬》进行分析,发现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最重要的原因是电影对形态的特殊追求以及卓越的格局艺术设计,因此在对影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将电影形态和格局艺术作为重点,通过系统解析加深对影片的理解,为我国电影艺术创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聚焦电影《霸王别姬》,针对电影形态和格局艺术进行了系统的探究,以期能对电影的艺术价值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解。

中韩主流电影形态的历史流变和新时代的叙事转向--以新主流电影和韩国南北题材谍战片为例

中韩同为亚洲国家,回顾中韩电影的发展史,其历史背景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需要从历史的维度梳理中韩电影在不同时代的创作风貌,以此来反映主导意识形态对电影生产的影响。文章从叙事和类型创作的角度,论述中国新主流电影与韩国南北题材谍战片,探讨新时代中韩电影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类型化表达。

《邪不压正》再现姜文式电影形态

《邪不压正》就是一部姜文个人的成长史,李天然就是他自己。这部电影就是他自身"少年时迷茫的跟着他人的步伐前进——实践中遇到挫折时的胆怯——找到了勇气和自我"的成长历程。

新媒体时代的电影新形态探讨

电影的历史是技术的历史,我们在这一百多年里见 证了电影形态的演变,从无声短片到《爵士歌王》,再到《浮 华世界》,直到电脑合成技术的引入,我们就电影与现实的 关系发出了本体之问。在新媒体时代,电影的语言系统飞速 发展并日渐丰富,以影游融合为特色的形态建构已然成为业 界活动新常态。文章通过分析数字技术的四个层面,即交互 界面、操作、幻觉、途径,探讨计算机数字化进程与电影形 态发展的互动,基于现有技术,发现多种可能。

德勒兹电影形态理论分析

吉尔·德勒兹的电影学著作《电影Ⅰ:运动-影像》和《电影Ⅱ:时间-影像》,继承了柏格森、尼采等人的现代哲学思想,并将之引入了电影领域,其新颖、深奥的理论打开了电影研究新维度。本文力图运用德勒兹的"影像"理论去划分当代电影形态——这一约定俗成却众说纷纭的议题。依照这种思想,我们可以将电影划分为"纯运动-影像"电影、古典主义电影、身体电影和大脑电影四类。

政治教化的完美阐释——1949～1966:“十七年电影”形态研究

本文从以革命正剧为主的题材规划、英雄人物的着意刻画、戏剧式电影的叙事·影像等三方面探讨了“十七年电影”形态的主要特征．认为“十七年电影”体制和电影形态是胶着缠绕的紧密关系，电影对现实的影响力和其舆论公器的功能被放大、强化，造成了功利痕迹过于明显的后果。但按照主流文化对受众的塑造、引导来看．“十七年电影”还是有其值得肯定之处，其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上的地位也应予以客观评价和重新观照。

意识形态批评及其对电影研究的价值

所谓意识形态批评,是指对某种事物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解码和祛魅,从而揭开其隐藏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根据对象,可分为一般意识形态批评和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电影意识形态批评属于审美意识形态批评范畴。西方电影意识形态批评始于1960年代末的法国,以解构性为主,1990年代以后逐渐变成了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批评。中国电影意识形态批评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既有解构也有建构,1990年代步入低谷,新世纪之后走出了低谷。意识形态批评促进了电影理论的现代化转型,开启了电影批评的新视角,有助于人们形象地认识社会,了解历史,感悟人生,还可以指导电影创作者编织意识形态神话。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电影意识形态批评虽有一定的缺陷,但其生命力却是永恒的。

意识形态与电影意识形态——电影意识形态的制造与接受

电影意识形态理论是西方现代电影理论的一个批评重点。任何影片都离不开对为人处世、行为态度的描绘和评价,那么它就必然反映出现实中的某种价值现、某种意识形态,只是电影意识形态理论更加强调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电影意识形态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来浅析电影意识形态的制造与接受。

媒介挪用视野下光媒介与电影形态的探究

本文主要从光媒介与电影对其的挪用机制和特征,对其概念进行了廓清。首先,光媒介是一种通过光线传播信息的媒介工具,而电影则在发展沿革的过程中不断与光媒介互动,产生了一种双向对话,一方面,基于光媒介的在场,电影重获了物质性身份;另一方面,电影的展示属性将光媒介转化为一种凝视对象。而基于光的本体论视角下,对“知觉的光”“造型的光”与“拟像的光”的挪用,形成了三种媒介形态:“视网膜媒介”“光影媒介”与“屏幕媒介”。通过光媒介的挪用,电影更新了自身的意义边界,也影响了当代电影的审美机制。

新媒体环境下电影的网络传播平台研究

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使得网络传播成为电影传播的主要模式,开始被更多观众所接受。虽然网络传播平台促使电影形态开始进行创新,满足了观众各方面需求,传播渠道也得到了切实拓宽,但网络侵权问题以及电影内容低俗化等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为了确保网络传播平台朝着正规化、人性化方向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新媒体环境下电影网络传播平台的研究力度。现通过介绍新媒体的基本情况,对电影网络传播平台的特性与弊端进行分析,对新媒体环境下电影网络传播平台的发展趋势展开深度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旨在提高电影网络平台传播质量,把握新媒体环境发展契机,以便达到有效推动我国电影事业发展的目标。

媒介性躯体与主体价值迁移:数码转型中电影观众的身份重构

融媒体时代的数字技术革新带来的媒介发展由之前单一的电影院屏幕模式改变为屏幕参与银幕表达,也在观看场景中带来了社交与观看的勾连、文化与话题的延伸、想象与记忆的共情等内容。这种因为媒介变化引起的观影行为的改变与丰富,让观看者犹如置身于一场热闹的表演集会,并诱导大众沉浸、互动与消费。当互联网数字媒介参与到观影行为共同完成时,观看者与电影就绝不仅仅是“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随着数码转型的不断深入,当代电影观看者的身份构成伴随着“看电影”方式的多元化变得更为复杂,电影播放与观看关系中的躯体构成、观众身份与角色等媒介趋势成为电影研究者瞩目的焦点。本文基于当代电影观看者的观影行为重新构成了观看者的身份属性这一变化,观察当下电影形态与传受关系的建构与创新。

形式主义电影的时间形态

随着传统电影叙事方式被突破,当今电影界中出现了一种破碎化、片断化为特征的电影时间重组、变形的探索潮流,打破了往昔时空交叉的一般电影模式,出现了多样性的时间形态的电影叙事处理。电影中的时间以多种方式呈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热拉尔热奈特认为,叙事事实上是叙述者"与时间的游戏"。

被困荒岛的微型社会——从电影符号、叙事与意识形态分析影片《一出好戏》

黄渤导演的处女作《一出好戏》在2018年暑期档顺利成为了国产影片中票房口碑双丰收的黑马。披着喜剧外衣的《一出好戏》实际上讲述了中国类型片中少有的灾难寓言故事,利用重新解构的社会关系来影射人类生活圈中富含矛盾冲突的问题,通过大胆构造出的"末日孤岛说"将电影空间简化成为一个封闭式的求生舞台,将打破归零后的个人与群体关系通过戏剧化的叙事幽默诙谐地再现。本文将从电影叙事学、电影符号学,以及电影的意识形态角度对影片《一出好戏》进行分析,把经典的电影理论知识与热映的院线影片相对应,深度挖掘理论与实践的可循章法,以及经典与现代的双重共鸣。

“意识形态电影”探析

电影作为媒介文化形态的一种类型,运用媒体与技术,展现自身超强的宣传力,宣传与政治关系密切,加之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它因此被标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机器。然而电影又似乎在不断地挣脱与意识形态的勾连,挣脱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表达显得参差不齐。观众对于政治意识形态越来越有防备之心,政治意识形态在电影媒介中显得越来越突兀。电影出现弱意识形态化,进而有了本文对于"意识形态电影"这个概念的思考。

库布里克的电影世界——电影《发条橙》意识形态批评

《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是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最具风格也最饱受争议的代表作之一。自1971年上映以来,电影本身独特的内容与风格,电影公映后引发的话题与事件,以及影片中标志性人物所象征的符号与文化,早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忽略的文化符号与事件。本文采用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工具,结合影片文本内外的社会、经济、文化现实,解剖《发条橙》这部影片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暗示,解析导演下意识植入影片中的"人性之梦",探索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库布里克电影世界"与当时社会、现实、人心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