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影坛》与上海沦陷时期汪伪政权的电影政策

在中国电影史上,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是个特殊而又重要的存在,但却是如今研究中的一个短板。主要原因,除了观念和立场上的局限之外,更有史料匮乏方面的原因。因此,从影片研究走向电影刊物研究,就有理由成为拓展沦陷时期上海电影史写作空间的一个可行路径。《新影坛》作为当时一份官办的御用电影刊物,刊载着大量的电影信息。这些电影信息,特别是其中那些替官方电影政策摇旗呐喊的文字,恰有助于我们接近这段历史,一窥沦陷时期汪伪政权电影政策之真面目。

宣传、商业与艺术的三驾马车——中国当代电影政策变迁研究(1986-2013)

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电影政策的扶持功不可没。本文建立了宣传导向、商业导向和艺术导向三个驱动力构成的政策模型,对1986年影视合流后的29项中国电影主要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了三个主要政策变迁:(1)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独资到投资多元化,从事业单位到集团化企业;(2)从封闭到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3)加强许可、备案与审查,保证电影文化的先进性。本文进一步指出,商业驱动力在中国电影政策变迁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随着新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电影政策正面临一系列新课题。

从2008年的奥斯卡奖看美国好莱坞当前的全球化电影政策

根据最近美国学者们的一些文章和评论,分析好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讨论美国电影全球化策略的近况。

新中国初期电影政策的历史启示

新中国初期国家和政府基于我国电影的历史传承和时代特点,推出了较多的电影政策。电影政策显示出独具的特点,既具有积极的促进的作用,也出现过曲折和动荡,产生过十分消极的作用,呈现出复杂的形态,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电影政策的制定与变化,是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风向标和晴雨表,适应社会与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特点,就能够大大促进电影事业的发展,反之,则会使之遭到迟滞和倒退;电影政策既应与文艺政策及其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相一致,同时又应体现出自身的特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当遵循电影文化的内在规律,以及基本特点与功能;电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还必须科学认识电影文化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以发展电影事业与电影产业为宗旨,以创造电影的更高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为目标。

政治至上:十七年电影政策解析

本文试图从强烈的政治性、高度的计划性和不稳定性等三方面解析十七年电影政策的特点,并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还原这一时期电影政策的内在逻辑。诚然,十七年电影政策政治至上的特性对于艺术创作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但在凝聚人心、排除异己思想方面却有莫大功效。从这一点来说,莫衷一是的十七年电影政策其实也有其可取之处。

新中国电影政策的动力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政策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一再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造就不同时期的存在面貌和发展趋势。新中国的电影政策从一开始就不是直线的、匀速的、上升的,而是曲折的、变动的、起伏的,一再显现出“蛇行”的轨迹。21世纪电影产业的大发展,从根本上说仍在延续着政策的动力逻辑。表面上看,这是电影政策最好的时期,也是电影发展最好的时期。然而,把它放在新中国电影政策的演变史上考察,这个大好局面便显示出令人担忧的前景:电影的发展是否仍在继续勾划那条“蛇行”的轨迹,是否会在未来又滑向另一个极端?电影的产业政策是否可以持续,是否又会遇到重复的纠偏式治理?所以,需要在对电影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建立一套长远的、全面的、总体性的政策规划,才能让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到行稳致远。

文化体制改革视野下电影政策的演进

在1993年3号文件及之后的文化体制改革和电影体制机制改革政策的助推下,中国电影业完成了华丽转身,大踏步向电影工业化迈进,距离电影强国目标的实现越来越近。30年来的政策演进大致可分为摸索与改革期、建构与完善期和成熟与跃升期,每一个阶段的政策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都推动了我国电影业的革新与升级。这些不同特征的电影政策共同构筑了30年来中国电影事业产业发展的新景观和新样态。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电影强国之路才能走得更顺。

电影强国战略下我国电影政策的演进(2010—2021年)

自“电影强国”战略提出以来,我国电影政策的建设经历了总体布局、基本建成、平稳发展、迎接挑战四个时期。但政策结构总体呈现出不平衡的特征。本文通过对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结合市场现状及政策特征,提出我国电影政策未来的趋向。

虚妄的“国家电影”--沦陷时期上海电影政策与制片的分裂性

沦陷时期上海电影政策意图打造政宣体制下的"国家电影",在"大东亚共荣"思想下建构新的国家形象,以标榜伪国民政府的"建国"和参战合法性。然而,影业的实际运营制片偏移和背离了日伪既定电影国策。本文剖析沦陷时期上海电影政策、资本、结构和产品的复杂关系,借此呈现上层政治与下层制片的分裂性,并尝试论证文本进行再读解的可能性。

中国电影政策的历史、现状及其展望——“中国电影政策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2013年9月22日上午，由上海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上海高校一流学科、“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政策导向与主流电影发展策略研究”项目组主办的“中国电影政策研究高端论坛”在上海大学成功举行．这次论坛荣幸邀请到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电影研究所所长刘汉文，复旦大学中文系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周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李亦中，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田川流，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电影学科带头人陈犀禾、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院长聂伟，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金丹元，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教授黄望莉等电影界专家学者。

台湾电影辅导金政策的嬗变

台湾辅导金政策最初的构想不够严谨,此后则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完善:从仅辅导剧情长片到辅导纪录片和短片,从只扶持影片的摄制环节到资助和奖励电影产业链的诸多环节,从增加岛内电影人的就业机会到鼓励跨国或跨地区合作,并鼓励高科技的运用和大片的拍摄,资金管理也从粗放型转为规范化、专业化和科学化。近几年来,辅导金为台湾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正确的政策导向作用。

时代转折、政治形塑与艺术探索——试论建国初期中央的香港电影政策

本文拟讨论建国初期中央关于香港电影的政策,主要从左派制片机构的创建与整合、中央在香港电影界的统战工作,以及中央对香港左派电影创作的指示等方面展开论述,并重点分析建国初期内地的政治局势对香港电影的影响、中共电影政策的制订及其影响等问题,力图对建国初期的香港电影做出新的解读。

华莱坞电影的现实语境与政策导向研究

本文通过2003年至2013年中国电影的故事片年产量、新增银幕数、银幕总数、观影人次、国产片票房、进口片票房、年度总票房以及海外销售收入、非票房收入、全年电影综合效益等数据,实证分析中国电影产业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内涵和产业实践的两个维度阐明华莱坞电影学的深层逻辑,通过对国际电影工业发展的政策导向研究,提炼出对于华莱坞电影发展的愿景期许。

政策推动背景下湖南红色电影的三重景观

红色电影因其独有的综合价值而备受各界关注。政策推动下的湖南红色电影更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重景观:革命伟人之像、历史事件之景和湖湘文化之貌。其中,革命伟人之像是指本土革命人物的故事讲述,历史事件之景是指多元化的观史视角,湖湘文化之貌是指生动化的影像传播。对湖南红色电影发展特色的探索,将深化湖南红色电影发展过程、趋向和价值的理解和认同,更有助于管窥政策推动背景下中国红色电影的发展理路和时代内涵。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政策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通过政策调整不断适应时代环境的变化。站在新起点上,中国电影需要总结改革开放4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直面当前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创新政策,推动中国电影自身变革和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梳理40年中国电影政策的总体脉络,对新时代中国电影政策发展和创新提出一些思考。

市场开放后，韩国电影政策变迁

1987年以后,韩国在每五年为一周期的总统中心制下发展。在多党的体制下每五年进行一次政权交替,根据那时掌握政权的政党的理念和价值观,在国家政策上有所变化。因此根据各政权的政治的性质,电影支援政策也有所差异。1993年金泳三政府。

韩国的多样性电影及其扶持政策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期,韩国的艺术电影和独立电影相继登场且发展迅速,但随后又由于90年代政府对电影艺术价值的忽视导致其生存环境愈加困难。2006年,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提出了"多样性电影"的概念,开始大力扶持以艺术电影、独立电影为代表的多样性电影,以确保电影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但是以艺术影院扶持为重心的政策在施行过程中似乎问题大于成效,韩国多样性电影的处境依然不容乐观。

欧洲电影政策和竞争法:敌对还是共生?(上)

当今社会中，竞争法几乎干预了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半个世纪前，反托拉斯法的概念在欧洲还鲜为人知。而如今这一概念已成为应对市场主体不公正行为的重要近乎无所不能，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成功。

从2004-2014年CSSCI来源期刊刊文看中国电影产业政策研究现状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2004～2014年间中国电影产业政策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在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的基础上，探讨未来的研究趋向，以期构建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体系。

澳大利亚电影产业政策刍议

澳大利亚电影百年发展到如今,电影产业经历了从繁荣到低谷的阶段,现在以其独特的风格在全球电影业上赢得了地位,政策支持无疑是澳大利亚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其经验对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也颇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