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情感影像:早期电影民族化的“情”之进路

电影源于对真实世界的拟真再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情”是电影艺术存在的根本,观众对影像的接受及审美是依“情”而生的。“情”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概念。中国文学之“情”有“实情”和“人情”之分,在历史演变中,指涉感性情感的“人情”意涵渐成主流。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用此概念意涵观照早期中国电影,探讨其在电影功能和影像形式的创新,以期建构以民族化为旨归的情感影像。

新时期“电影民族化”讨论综述

作为新时期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要理论思潮,电影民族化讨论聚焦于要否提倡电影民族化、中西美学传统之异同以及电影民族化内涵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和持久的论争。讨论在本质上体现为中西美学的对话,并在对话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传统与外来艺术的超越,以探寻现代中国电影的独特发展道路。

迁电影:亟待重视的一种中国电影民族化类型

迁电影是一个在中国电影史中长期发展却未被阐明的电影民族化叙事类型,文章提出和论证这一新概念。迁电影是指致力于表现人们因自愿或非自愿的现实考量或情感因素而发生现实空间之迁作为故事主题的电影,由来已久尤其19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批优质作品。迁电影的概念不仅适用于中国电影也适用于国际,是中国电影与国际语境的一种重要电影类型。

融画入影——画家但杜宇与早期中国电影民族化艺术探索(1920-1937)

20世纪20年代初,在海外电影的强势语境中,中国电影的早期探索亟待突破市场的被动与叙事的困境,实现本土化的文化转变。画家但杜宇率先“由画入影”实现文化身份的转换,“融画入影”将美术审美意识转化成为电影性的创作实践,实现了“亦画亦影”的文化互通。

1959年:中国电影民族化美学的高峰

"难忘的1959"作为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一年,电影创作不仅呈现出繁荣态势,更体现出对电影美学民族化的继承和发扬:在革命历史题材上实现民族化美学新的形态,注重政治诗意的表达;同时进一步继承和完善民族化古典美学对"意韵"的诠释,中国电影在民族化美学的形式与风格上达到了高峰。

20世纪80年代“电影民族化”讨论的理论反思

20世纪80年代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对当时的中国电影美学发展方向的思考。然而由于讨论的组织性和条理性不足,致使讨论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什么是电影民族化"和"要不要提倡电影民族化"这两个问题上,而对更具现实意义的"如何进行电影民族化"的问题则未加深究。在民族化讨论中,要求坚持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声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以"真"的力量重新找回80年代电影的自我,提倡现实主义,提倡电影的真实性,真实地表现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与情感,其必然会走上民族化的道路。坚持现实主义的美学道路,也就是坚持了电影民族化的道路。

作为学术话语的中国电影“民族化”问题再思考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罗艺军先生对电影民族风格、“民族化”等问题的讨论影响很大。他的《电影民族风格初探》《电影民族化论辩》《中国电影理论与“洋务派”》等文章,都是电影研究必读的重要理论文献。中国电影“民族化”理论,是20世纪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学术话语,始终是中国电影创作和理论建设的重要命题。今天我们谈“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美学、电影工业美学、共同体美学,这个命题无疑又有了跨越时代的新价值。

中国梦视域下新十年中国动画电影民族化探析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民族复兴的内涵体现在中国电影中，则是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周星教授认为中国梦提出的国家与文化的崛起为中国电影艺术与创意提供了新的角度，他说：“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仅仅是‘中国梦’的基础层面，电影‘中国梦’的核心应指向心灵，指向情感满足、精神提升与审美愉悦的获得层面。”

“延安传统”与十七年时期的电影民族化问题

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形成了民族化倾向,在电影实践与理论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将电影看作一种文艺类型时,它的民族化倾向与延安文艺改革有很大联系,主要体现在群众性观念作为人民美学的一种延续,还受到了延安时期"民族形式"讨论以来对建构民族文艺的影响,在具体实践中与其他文艺一道进行跨类型的尝试。以1935年党中央到达陕北,至1966年"文革"前期为时间节点,电影民族化与"延安传统"之间的勾连关系展现了重塑民族文艺的努力。

横移镜头:郑君里电影探索的民族化审美观照

构建“中国电影学派”是当下中国电影学界的重要议题,其要义是要对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与传统做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郑君里是中国重要的电影导演,是中国电影民族化的重要思考者与实践者。他从中国古代绘画“散点透视”中汲取创作灵感,并运用横移镜头来效仿中国美术中的移动视点。香港学者林年同根据中国早期电影的视听语言结合中国传统美学观念,把这种横移镜头上升到了“游”的美学。一个“游”字,道出了中国电影特有的意境之美,为“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奠基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从《风声》解析“中国民族化的商业好莱坞”特点

《风声》是一部十分典型的谍战片,它以一座奢华而阴暗的城堡,一个充满杀机的鸿门宴,五名各具特色的人物,让人惊心动魄的剧情,吊起观众好奇心的悬念,从表面上看是很像好莱坞模式的商业大片,中国观众的喜爱它,是因为它是一部富有中国民族化的商业类型片代表之作。《风声》将商业电影的特点与民族化的特征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以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去冲击观众的心灵,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创新的表现技巧。

中国电影的民族化进路与学派建构:电影物象与民族影像

物象是具有多重文化意涵的审美形象,由其派生的电影物象亦与诸多蕴涵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概念相联结,构建出富于民族性的电影影像。这主要体现在电影物像与电影影像建立联系的思维路径、电影叙事的历史钩沉、影像美学的“趣”之意涵。通过对思维路径、电影叙事和影像美学这三大方面的详细探究,廓清电影物象及其影像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承继及民族性特质,为探讨中国电影的民族化进路与学派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考面向。

电影民族风格探

电影民族特点的烙印。电影民族特点的逐渐积累,发展与成熟,才可能形成电影的民族风格。影片内容上的民族色彩,表现在民族题材与主题、地域风光与社会风俗、民族性格与行为方式等方面,它们与电影民族风格密切相关。电影语言民族化在电影民族形式中占有重要地位。电影民族风格是电影群体风格的一个方面,它的形成与发展,与电影个体风格尤其是其中的导演风格的表现特色有关。

论中国古典文学对谢晋电影创作的艺术浸润

谢晋作为杰出的电影艺术家,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古典小说的人物塑造艺术和古典诗词的审美精神对其电影创作的浸润。谢晋影片人物塑造观念受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人物塑造艺术的滋养,他在创作中也注重发挥古典诗词简淡敛约、含蓄蕴藉的审美精神。这体现出他在接受古典文学时的内在倾向性,更折射出他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自觉汲取与现代传承,反映了他在电影创作中对本土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手法的不懈探求。对此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电影艺术家对古典文学乃至传统文化的独特体悟和现代诠释,也对中国电影创作如何以传统艺术审美精神来彰显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

陈凯歌电影中的戏剧影像

陈凯歌电影有着多元化的主题和叙事方式,其中运用戏剧影像参与影片叙事是其电影的独特之处。陈凯歌电影中的戏剧影像在展示人物生活时代的戏剧文化、给电影涂抹上浓重的戏剧意韵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陈凯歌在其电影中建立起了一套独具中国传统美学特征的戏剧影像,以此来完成电影叙事并传播和阐释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显示了华语电影民族化生存的意义和可能。

“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

在中国电影史上，他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电影人。曾经担任《火烧红莲寺》第一至第四集、《挂名夫妻》、《掷果缘》、《难夫难妻》等影片的编剧；曾经导演过《姊妹花》、《白云塔》、《血泪碑》、《难夫难妻》等，还曾在电影《苦儿弱女》、《诱婚》、《掷果缘》中扮演角色。他编导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揭开了中国电影的序幕；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成为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摇篮：他始终坚持“教化大众”的编导理念，始终摸索一条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民族文化道路，为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片花费了大量心血，为中国电影民族化，寻找了一条道路，为中国电影的启蒙、发展打下了基石。

论电影与电影文学的几个问题

1982年，一场有关“电影与文学”的论战，在大江南北打响了。它打破了中国影坛的平静，大有“风乍起，吹谈一池春水”的味道。对中国电影界来说，它比之“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民族化”的讨论，更带有根本性的意义。

内蒙古籍青年导演“城市电影”的民俗文化建构(2014—2020)

2014—2020年内蒙古籍较为活跃的青年导演张大磊、德格娜、周子阳、忻钰坤,他们的电影或是取景于内蒙古地域,或是敲定内蒙古演员用乡音表演,都倾注了自己对家乡的独特理解与思考。在成就个人创作的同时,在银幕上建构出当下内蒙古影像民族意象与民俗映现。在弘扬“蒙古马精神”语境下,电影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沿袭、内蒙古城市文明与牧区民俗的交融,有利于书写内蒙古电影创作在银幕上进行民族化书写,建构深远的民俗文化样貌,有助于推动中国城市电影文化的时代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