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中国电影译制片理论现状

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实践,不仅造就了众多的技艺精湛的电影艺术家,而且还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外国译制片。然而,与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实践相比,有关译制片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却少之又少,甚至出现了一种"重实践、轻研究;重感觉、轻理论"的现象。纵观为数不多的有关电影译制片的文献,理论研究的内容和观点主要集中在电影译制的作品、鉴赏批评、创作随想、理论探索和史料总结等方面。

“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发端于1949～1966年的十七年,这一时期,译制片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尝试从电影译制片的内涵界定,译制片的文化属性、传播属性以及政治属性等方面就＂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译制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研究和探讨。

1949年后外国译制片在中国大陆的传播

从1949年到1959年十年间,中国大陆生产故事片与同时期译制的外国影片数量之比是102%;从1960年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个比例是66%;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期间,外国译制片的数量再次"赶超",达到110%。这些译制的外国影片中,苏联、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占了绝大多数。从1977到1989年的十三年间,译制的外国电影与国产片之比是20%,其中,美国、日本、法国、印度和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数量和比例激增、后来居上。从1990年到2014年,大陆译制片几乎是西方国家一统江山的格局。无论从传播历史还是从世俗影响的角度稍加考量都会发现,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已然完成了从文化嵌入到实体转化的过程,真正成为共和国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

东西方疫情电影比较——以《传染病》和《流感》为例

2020年由COVID-19病毒引发的疫情全球化发展,截至5月18日全球已有确诊人数471.3万人。“疫情”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话题,疫情引起的各种新兴生态和对经济的影响将是持续一段时间世界所关注的重点。“疫情”电影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发展。历史上著名的传染病电影《卡桑德拉大桥》(1976,英/意/联邦德国)1980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后曾在中国公映,有较大的影响力。

上译厂影片如何做到“剧本有味,演员有神”

上海电影译制片从1950年完成第一部影片《团的儿子》走到今天已经有74年的历史了,如果从1957年正式建厂算起,至今也有57年了。1970年我从上影演员剧团借调到上海译制片厂从事译制工作,到2000年退休,算来也整整有30年,我除了参加配音,主要还是担任译制导演工作。在工作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译制配音工作并不神秘,也不那么简单,它和其他艺术一样,有着自己的艺术规律和艺术特点。

世界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世界之于我,关闭了视觉这一维度,其他感官就变得尤其重要起来,没了大儿子,二儿子就担负起长子的责任了,失明大半辈子,安身立命多靠耳朵。别的孩子看动画连续剧《铁臂阿童木》,我抱着收音机听电影录音剪辑,尤其喜欢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那些老电影,邱岳峰声音坏坏的,童自荣很帅,乔榛深沉,刘广宁很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