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下乡: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分田到户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渗透,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与这一变迁历程相伴随的是,电视开始进入中国农村并迅速普及,电视下乡对乡村社会的急剧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乡村治理、村庄性质以及人际关联等三个方面呈现出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来分析电视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社会生活的关系,以理读电视与区域性乡村治理和乡村生活的内在关联问题。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电视下乡:农民文化娱乐方式的家庭化

随着农民经济收入的不断提高,电视机成为农民家庭中普通的家用电器,看电视成为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主要内容。电视下乡与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电视机在农村普及的过程,正是乡村社会公共文化娱乐生活不断式微的过程,电视下乡填补了乡村社会公共文化娱乐活动萎缩所留下的空白。从文化活动参与者的角度讲,看电视不是一种公共性的文化娱乐方式,当看电视成为农民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时,农民的文化娱乐活动呈现出家庭化的特点。

电视下乡、打工经历与贵州苗族、侗族乡村妇女家庭生活变迁

本文通过对贵州黔东南西江苗寨、肇兴侗寨的问卷调查和较为深入的访谈,从婚姻观念与方式的变化、生育与养育观念的变化等方面入手,探讨了电视下乡、打工经历对贵州少数民族乡村妇女家庭生活变迁的影响,认为电视普及和城市打工的经历强化了她们对现代文明的接受能力,推动着她们试图用现代化的方式和理念教育子女,并对子女的成长怀有与上一辈妇女不同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