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亦关风与月——宋代男性词人悼亡词的三种情感指向

两宋男性词人的悼亡词充满了生者对死者的深切悼念,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但在深悲巨痛的笼罩下,因悼亡对象的不同而导致了男性词人情感指向的不同:悼念亡妻,庄重严肃,多写勤劳贤惠恩爱,不涉美色歌舞诗赋;悼念亡妾,亦庄亦"色",时涉美色歌舞诗赋,间写恩爱勤劳贤惠;悼念亡妓,声色并重,既写美色歌舞诗赋,又涉阳台"云雨"情事。

唐宋男性词人女性形象书写研究

唐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瑰宝,本文以唐宋时期男性词人笔下的女性形象作为分析对象,从典故的传承、容 貌行为的特点分析、价值与缺陷等方面进行解读;关注男性词人的特殊身份,考察他们表达女性形象的特点,并发掘男性词人 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创新之处.

探询宋代男性词人作品女性化的表象

宋代的几位具有典型性的男性词人身上存在的“男子而作闺音”现象实际上是阿尼玛原型在起作用。这些男性作家除了自我意识形成的人格面具,异性意象即阿尼玛意象深埋在心灵中,阿尼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而且会时时显现于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中。这为我们认识和评价宋代作家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阴阳变调中的女性角色——谈唐宋男词人的女性书写

女性作为写作对象自古有之。词最初作为歌筵酒席上的娱乐,以写歌女的美色为主,后来成了情感抒发的去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入词是藐视女性尊严的举动。但仔细观察,唐宋男词人的女性书写,是对女性特质格外喜爱的表现。应以较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唐宋时期男性词人对女性角色的描绘,以及他们在女性书写方面的表现。

试论唐宋词中女性形象特征

词与诗相比,更具备几分阴柔气质,这与词中大量的女性形象描写是分不开的。男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不同的。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以男性视角出之,与男性自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多的是女性的自身写照。男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某些方面又是相同的,这与男性女性无关,而是封建时代强加给人们的普遍意识。

真假“女儿声”——易安词与男子“闺音”词艺术内涵的差异

唐宋婉约词中存在着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那就是许多男性词人拟用女性的声腔口吻来作词,即如清人田同之所云:“男子而作闺音”(《西圃词说·诗词之辩》)。这种现象是与文人作词的环境和动机分不开的。欧阳炯在《花间集》序言中说:“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可见。

李清照——中国文学史上的写情圣手——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话之一

中国的女性文学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学家可谓明星闪烁。蔡琰的《悲愤诗》,薛涛、鱼玄机的绝句诗,李清照、朱淑珍的词,黄夫人、阮丽珍的曲……尽管女性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不及十分之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在质量上也多不能与同时代的杰出男性作家如曹植、李白、杜甫、柳永、辛弃疾、汤显祖、冯梦龙等比肩齐眉。然而,生而“倜傥。

词的主体转移与词风特征

词作为一门音乐文艺,它的生存形态在当初经常表现为创作与传播同步进行。即常常由词人在酒筵舞席上为歌妓应歌而作,付之歌妓歌唱。然而,词人与歌妓毕竟是两种身份、两种性别的社会成员,一个是创作主体,一个是歌唱主体,除个别例外,需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依托,或以词人为主体,或以歌妓为主体。词人表现得相当大度,他们往往把词的主体“让位”于歌妓,即放弃自我本位而转以歌妓为词的抒情主体。

‘妙在得于妇人’——论歌妓对唐宋词的作用

前人在论诗文时,通常把其成就归功于作家的才情和山川的钟秀。如刘勰论《离骚》,就盛赞过“楚人（指屈原）之多才”和它的得力于“江山之助”（《文心雕龙》中《辨骚》、《物色》篇）。但宋人王铚在论晏几道词时,却说了一句与众不同的话:“叔原（晏几道字）妙在得于妇人。”（《默记》卷下）此话虽属戏言,却又“歪打正着”地说中了一个道理:晏几道以及其他相当一些唐宋词人的歌词创作,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和得益于妇人的,而这“妇人”,明眼人又一看即知是指歌妓。所以本文就想来探讨歌妓对词所产生的作用这一颇有兴味的问题。首先请让我们来看歌妓在词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