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深刻解构——从徐坤《狗日的足球》谈当代女性写作

作为当代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性文学写作 ,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渐成为一种群体现象。其主要根源在于新时期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女性在男权中心文化的不懈斗争中获得了一份能够“自我言说”的表达权利 ,女性一方面用性别话语对男性社会和传统文化作深刻的透视和考问 。

论萧红在《生死场》中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消解

中国的男权中心制度不仅是女界所要批判与消解的目标，它也严重地压抑与窒息着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一位女性作家，萧红在她的小说《生死场》中通过对农村一系列苦难女性形象的描写及各类愚夫形象的塑造．鲜明真实地展现了男权中心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同时也有力地批判与消解了男权中心文化。

对文学作品中婚外恋悲剧的文化思考

婚外恋是典型的规范外恋情。婚外恋是婚姻的伴生物 ,也是婚姻的致命杀手。综观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婚外恋 ,可以看出 :“夫妻陌路”是诱发婚外恋的重要原因 ;因恋在婚外而受制于社会道德 ,故多以悲剧结局 ;男权中心文化更是婚外恋悲剧的始作俑者 ;避免悲剧一是要修正男女婚姻观的大角度偏差 ;二是要为婚姻和爱情减负———为婚姻注入适量的爱情因素 ,为爱情加进适量的现实成份。

虹影小说创作中的女权主义思想

海外中国女作家虹影的创作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她的小说,尤是其长篇小说系列,就是典型的女权主义文本。笔者力图从母系氏族的神话、男权中心文化的崩溃、女性意识的凸现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虹影小说创作中的女权主义思想。

男性难以逾越的心灵樊篱——《伤逝》主题新论

《伤逝》的主题,反映了男性话语霸权背景下一个具有广泛性的社会问题,即现代社会“妇女解放”所蕴涵的两性之间的深刻矛盾冲突,在对待“妇女解放”问题上,鲁迅自身所体验到的人生困境和男性自身所存在的思想解放问题。

隐士与中国文化

隐士与中国文化李继凯隐士，顾名思义，是指隐居山林乡野，不入仕途的士子。在中国古代的官本位文化及男权中心文化的背景上，自然形成了士子们的出仕则显、不仕则隐的基本生存方式。所以提起隐士来，人们就会想到他们恰是中国之士的＂一半＂，至少从精神文化的层面上说是...

诗路花语:李清照与狄金森咏花诗之比较

文章从李清照和狄金森诗歌中花意象所呈现出的不同形象、不同内涵、不同基调出发,探索引发这种差异背后的艺术家创作个性以及她们长期浸润的中西方文化传统、思维模式、诗学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受中国文学深厚的比兴传统的影响,易安咏花词重神轻形,五彩纷呈的花意象象征着女词人高洁孤傲和卓尔不群的人格。但女词人终不堪封建礼教与传统诗学的重重束缚,哀怨郁结遂成为未走出男权文化樊篱的易安咏花词的主要基调。狄金森以花来象征女性意识,其诗作中"花"意象的变迁充分体现了女性从被动走向自主的转变过程。深受人文主义、超验主义影响的狄金森,其咏花诗所散发出的强烈的个体意识使她成功地突破并超越了男权文化传统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模式,凸显了女性的自强、自立和自尊。

奥尼尔剧中的厌女现象解读

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作为一位剧作家毋庸置疑是伟大的,但他却患有严重的"厌女症",这从他剧作中塑造的一系列扭曲的女性人物形象中可以得到佐证。奥尼尔的"厌女症"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环境的产物。不幸的家庭生活经历、西方男权中心文化传统以及西方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现象"是导致他患上"厌女症"的原因。

论萧红和张爱玲生命与艺术的悲剧主题

在 2 0世纪三四十年代 ,萧红、张爱玲是追求个性自由与独立的叛逆者。萧红遭遇了在时代主流里进退之间的尴尬 ,张爱玲则生存在新旧文化的夹缝里。同时两人对圆满婚姻与爱情的追求使她们遭受到了生命的幻灭感。这种被压抑的悲剧感与生命的幻灭感使她们的艺术如同她们的人生一样呈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本文以两人作对比 ,以两人相似的经历与相同的时代背景为研究中心 ,用她们的作品进行佐证 。

性别焦虑/身份颠覆——解读狄金森诗歌中的性别意识

艾米莉·狄金森可谓是继希腊女诗人萨福之后盛开在世界诗坛上的又一朵奇葩。她在同19世纪男权中心文化的抗争中,既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深感焦虑,而又不甘向权威示弱、屈服。而她在宗教和爱情等方面表现出的矛盾性无疑归咎于她在诗歌中所隐含的火山般的性别意识:性别焦虑/身份颠覆。然而,诗人并未因为性别焦虑与恐惧而停滞不前,而是在竭力超越传统并颠覆二元对立的传统性别角色。鉴于此,该论文拟从性别意识入手细读狄金森诗歌,并以此来揭示诗人如何通过颠覆既定的男女性别角色来唤醒女性共同反抗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此外,诗人还试图创造一种承载性别意识且具有"双性同体"特征的女性诗歌语言来质疑和挑战男性经典文学传统,并以此为女性创作开创新的天地。

毕飞宇女性意识小说文本特点浅探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性别意识,从题材的选择、书写方式、男女形象的塑造探析了毕飞宇关于女性意识的小说文本特点,可见,由于作家身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中,作家书写的女性意识所采用的话语模式,是一套纯粹的男权话语模式。作家描述的男女关系模式仍然是不平等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依然是主体与客体、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重要与次要的模式。他的书写显得那么保守和顽固,对女性的压抑、禁锢是他在维护男权中心文化道路上不得不走的一步。

边缘对中心的挑战与融合——白先勇短篇小说人物形象之文化解读

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它们之间的冲突交织着中心和边缘、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转化。主流文化试图制造和维持一元化的文化空间，使其保持霸权话语，非主流文化则或顺从或抵抗，小说人物被置于或中心或边缘的文化语境中，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归属。白先勇在其短篇小说创作中，将人物形象置于男权中心文化与女性边缘文化、西方中心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之中，

论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叙述人与女性意识

论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叙述人与女性意识李显杰，修倜说来奇怪，人们曾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谈论过小说或影片中的叙述人（或曰叙述视角）类型，如热奈特从讲故事的层次与人称角度归纳出小说中的９种叙述人类型①，毛姆从作者介入文本的程度着眼列出了小说叙事中的４种叙述人类型...

浅论池莉女性主义小说创作

池莉从质疑“母亲神话”、探寻女性成长历程、发掘男权中心文化对人格的异化、对两性世界关系的审视等几个方面出发,对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进行了思索和表达。她的作品对女性主义内蕴的表达呈现出温和的、大众化的创作基调。

论池莉小说女性意识的嬗变

在中国当代文坛 ,池莉的女性小说基本上代表了当下女性文学的崭新面貌。在历时十多载的创作中 ,女性意识始终是统率池莉小说的一个精神主体。随着池莉创作的日益精深 ,其小说的女性意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这种变化是以女主人公形象的提升和男主人公形象的萎缩为线索的 ,而且 。

绝望背后觉醒的女性意识——透视《饥饿的女儿》和《杀夫》

《饥饿的女儿》和《杀夫》是当代女性主义作品的重要代表,虹影和李昂这两位女性作家以独特的视角关照海峡两岸社会底层女性在男权社会下恶劣的生存状态,勾勒出具有特色的人物形象,为研究女性文学和探索现代女性的独立生存之路提供了优秀素材。本文主要通过社会环境的压迫、男性中心文化的解构、女性意识的觉醒三方面,挖掘两部作品中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缘由,透视作品中女性绝望背后觉醒的意识并探求其中蕴含的重要价值。

《渴望》与《女人三十》的女性形象比较

90年代初,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渴望》,向观众展示的女主人公刘慧芳是一位刘兰芝式的“东方大善”;而最近由重庆电视台摄制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女人三十》,所刻画的女主人公潘悦则是另一种不乏传统美德的现代女性。虽然两部电视剧都讲的是女性题材,《女人三十》显然可以被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女性电视剧。

从贞女到恶妇:女性宿命的怪圈——读《金锁记》和《玫瑰门》

张爱玲的《金锁记》和铁凝的《玫瑰门》中,有一对杀伤力极强的"恶毒姐妹花",曹七巧和司猗纹。她们的畸形心理、变态行为和疯狂报复令读者不寒而栗,但不可忽视的是她们又都曾经年轻美丽过。从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女性身上,可以看出女性宿命的怪圈:长期的男权文化传统和恶劣的社会环境挤压着女性的生存空间,使她们从贞女变成恶妇,灵魂一步步被扭曲、吞噬。

想象与虚构的女性真相——以路遥的《人生》来谈

从路遥的《人生》中主要塑造的两个女性人物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路遥作为一个男作家是如何在自己的男权中心意识下想象与虚构出这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两个女性形象都是路遥从男性中心的立场出发而作出的对女性形象的设定，而并不是循着女性自身的真实，包括女性的生理、心理状态以及她们与时代的真实联系来刻画的。路遥对这两个女人的刻画仍然是没有脱离男性想象中的“天使与妖女”的范式，女性在男作家笔下又一次失去本真和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