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同性恋文化的诠释与思考——以明清之际男性同性恋为例

同性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中国历朝历代皆有,但明清两代达其极盛。本文将这一现象置于明清之际的时代背景下,以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陈维崧为个案,通过对陈维崧及其时代之同性恋"现象"的深入考查和剖析,挖掘出这一文化奇观的终极根源在于明代中后期所形成的反儒学、反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从而诠释了明清时期同性恋作品空前繁荣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反同性恋立场:西方明清男风研究中的文化误读

随着福柯的性史研究在西方汉学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西方明清男风研究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发展,成为西方汉学界的热门议题之一。在基督教文化中反同性恋立场的影响下,很大一部分西方学者难以理解明清社会对待男风的宽容态度。他们或将男性同性性犯罪的管制法律解释为清代同性恋恐惧的表现,或将明清男风视为边缘性的社会实践,或将明清文学中的男色理解为女色的替代品。部分汉学家针对明清男风研究中的反同性恋立场提出了反对的声音。但是,由于缺乏关于明清历史语境的深入考察,学者往往根据文献中有关男风的负面话语,认为当时社会对男风本身存在道德偏见。本文通过还原此类消极话语出现的具体语境,指出它们大多来源于男风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破坏,并且与非文人阶层的男风密切相关,并非明清社会对男风持有批判态度的表现。

明清社会“男风”盛行的历史透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男风"一词也成为同性恋的一种代名词,与异性恋形成并驾齐驱之势。整个社会对此趋之若鹜,你行我效,居然演变成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风尚。这种奇特性爱现象的产生,与中国传统性文化对同性恋的姑息听任,宗室家庭对同性恋的宽容放纵,社会思潮对理学禁欲主义的叛逆反动,明清法律对异性恋严禁、对同性恋松懈的不同态度,京师戏剧业的昌盛兴旺以及梨园男旦体制的改变紧密相连。这些因素综合交织,催发了明清社会"男风"现象的盛行和蔓延。

《闽都别记》的同性恋书写及古闽男风文化

明清两代盛行男子同性恋之风,福建尤甚,很多笔记史料及通俗小说对此均有反映。清代长篇评话小说《闽都别记》不仅记录了古闽大量的民间传说及历史故事,还以其丰富多样的同性恋书写而引人注目。《闽都别记》的同性恋书写交融了历史叙事及文学叙事,彰显了古代福建独特的地方特色及民俗风情,同时也借用了前人的同性恋描写,生动折射出形成古闽男风的自然环境、民风习俗及宗教信仰因素。

清代男风的年龄问题分析

刑科题本中包含鸡奸情节的案件,系清代法律文本对于男风的表述。案件当事人的口供信息,可以作为量化研究的数据。分析可知清代好男风者追逐男风的"活跃年龄"大致在30—36岁之间,追逐对象则是17岁左右的青少年男性,双方年龄差约为15岁。三项数据大致反映了清代男风的年龄结构特点。部分好男风者更为偏好年幼男性。决定好男风者的性要求是否能够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被动者的年龄。

文人权力与男风想象:清初小说中的王紫稼故事

从鉴赏话语和社会风气的角度来解释明清上层社会的男风流行状况,构成了目前明清男风研究的主流,明清历史及文学文本中有关下层社会男风的写作,仍然是一个较少触及的话题。清初小说《女开科传》和《梧桐影》中僧人与男伶的色情故事,由文人笔记所载名伶王紫稼的历史事件改编而来。但是,相较于笔记的记载,两部小说增加了关于男伶成为僧人性欲对象的描写。在《女开科传》中,文人通过剥夺僧人对于男伶的占有权,宣称了自身在男色竞争中的特权。不同于对文人与男伶之间浪漫感情的描写,《梧桐影》将僧人与男伶的同性性关系建构为占有女性的重要工具。小说对下层僧人与男伶之间关系所进行的污名化叙述,并非说明清初社会对男风持有批判的态度,而是反映了文人划分身份界限、证明精英地位的需要。

“南风”:地域文化与明清白话小说之男风叙事

男风又叫"南风",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相当普遍,其得名与这种风气在南方,尤其是在苏浙闽地区盛行有关。男风故事多发生在南方,"小官"多为南人,且女性化明显,呈现出明显的南方地域特征。江南山水的滋养与南方审美文化影响了"小官"形象的塑造,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令男风消费风行,江南理学的文化分布又令男风小说包含纵欲性与主情性。总之,江南地域文化是明清白话小说中男风故事盛行的主要因素。

清代戏曲中的男旦与男风

男旦是中国古典演剧史的重要存在,其女性化的角色特质类同于古代男风对象,在严禁女优、废除官妓的社会情境下,清中叶后北京狎优颓风盛极一时,然而深层事实也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与判别。论文在诠释旦优男色历史成因的前提下,辨析男旦的不同类别与流品,厘析清代相公也与男风有染却须慎思明辨的若干问题,澄清其负面因素的内在根源,给予男旦不断回归本源的客观评判。

男风概念考释及其与同性恋的区分

男风与南风并存于古代典籍之中,内涵相近,明代中期以来南风因其地域色彩失去意义而逐渐被男风取代。男风核心即男色,并暗含有性爱方式和社会风气之意。同性恋为外来词汇,是性取向的一种。男风与同性恋在范畴、存在环境及如何评价等方面截然不同。在相关研究中男风宜作为核心概念使用,同性恋概念仅可作为参考。

晚明男风存在境况考略

晚明男妓现象是由"南风"好尚引起,经由朝廷政策的推波助澜,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刺激下,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性交易服务。以小唱、小官与契儿为主体的男妓,靠出卖色相而获得官员大夫、富贾仕商、市民百姓等服务对象的相应报酬。由于历史文化、社会习俗、民间认同等原因,男妓的生存境况远比女娼更为艰难。

明代剧曲中的“男风”文化考释

"男风"现象为晚明社会盛行的一种风气,经过时间的沉淀,逐渐形成了"男风"文化。明代的戏曲作品中涉及"男风"现象的近十部之多。剧中的主人公多为出身低贱、年龄偏小但外貌俊秀的少年男子。题材上或演绎历史,或编自现实。这些"男风"现象与晚明社会蓬勃的商业经济、极端的纵欲思潮等息息相关,也与统治者的帝王之好和传统的封建法律、家庭观念等密不可分。

清代名伶三曲述略及士优男风文化解读——以《王郎曲》、《徐郎曲》及《李郎歌》为考察对象

清代咏伶文学的兴盛反映了当时士夫文人狎优风尚的普及,名伶三曲作为其代表,更折射出江南士大夫由狎优而起的男风之好。流行于清朝士宦中的男风,揉进了特定时代的政治因素、审美心理及民族情感;相较于明朝,少了一份粗俗和肉欲,多了几分雅致和深情,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清代士优男风文化。

明清小说男风书写中的门子与知县

门子与知县的性爱关系是明清小说男风书写的一种特殊模式。男风书写下的门子以色侍人,凭借知县的宠爱中饱私囊。这与历史上门子的生存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出入。历史上的门子的确已经影响县治,但罕有凭借色相达到个人目的、产生此类影响者。男风书写中所虚构的门子与知县的性爱关系反映出明清社会男风盛行的现实,其意义则在于作者对吏治腐败的讽刺。

论《金瓶梅》中的男风书写及其意义

《金瓶梅》中出现的"男风"一词有男色与性爱方式两种内涵,在使用上以第一种为主。《金瓶梅》中的男风书写涉及商人、文人、官吏、道士等各个阶层,带有极强的等级色彩。男风书写不仅是对明代中期世风的表现,也是主体故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小说主题的展现上有重要意义,并为明代后期的男风书写奠定了基础。

清代的性侵男性青少年犯罪研究

通过对清代17个性侵男性青少年案件进行分析发现,犯罪主体皆为男性,多来自社会底层,且熟人作案的情形较常见;犯罪方式均属鸡奸;幼童在犯罪对象中的占比最高。在司法实践中,受害人的年龄越小,对加害人的惩罚就越重;亲属、僧人和儒师等特殊身份的人实施犯罪,所受处罚比常人更加严厉;加害人是否享有司法特权、受害人的法律地位和贞节因素等也会对案件的审理产生影响。从犯罪的社会根源来看,性侵男性青少年案件的频发与男风的盛行有密切联系,而经济上的贫困则是导致犯罪发生的直接原因。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能为当前防治性侵男性青少年犯罪提供借鉴。

浅析魏晋南北朝“男风”的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男风"现象普遍盛行。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既是社会上男子讲究仪容装饰的审美因素的结果,也是当时战乱四起、礼教松弛、社会在婚爱方面的引导和教化逐渐减弱的社会因素的结果。它既引起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性恋文学的繁荣,也颠覆了男女婚配生活这种传统婚姻形式,对传统礼教产生了破坏。

论“同性恋”与“男风”概念的翻译

同性恋概念源于西方,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同性恋大概念下的相关词汇已经更新,对于同性恋一词的翻译亦应与时俱进。男风概念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化,属于文化负载词,对此的翻译不宜简单等同于同性恋,全面解读男风的文化内涵是翻译的必要前提。同性恋和男风的概念翻译皆应考虑文化背景,从而准确翻译。

从《弁而钗》、《宜春香质》看明清男风小说的另类美

明清时期,同性恋蔚然成风,笔记、小说十分发达,因而涌现了众多的男风小说。以《弁而钗》、《宜春香质》为例,通过细读文本、对比不同文本,从文本价值期待及叙事操作等角度,探讨明清时期以男子与男子之间的爱情为题材的男风小说中温文尔雅、情意绵绵的美学特质。

性别困境中的深情——台湾创作社舞台剧《少年金钗男孟母》

台湾创作社成立于1997年5月,由一群台湾资深剧场导演、剧场学者、艺术行政及媒体工作者组成。创作社高品质的创作与制作,使得创作社的作品多年来屡获观众、艺术界和媒体的高度肯定。《少年金钗男孟母》作为创作社主创人员周慧玲所编导的作品,集结了诸多主创人员,并与国立中央大学黑盒子剧场合作,堪称经典之作。并被联合报评为当年"十大错过可惜"表演。这部改编自李渔作品的话剧。

《红楼梦》第九回的男风书写及其叙事意义

《红楼梦》第九回是小说男风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用意并非反思家族失教,而是为了凸显宝玉的博爱之情。学堂是古代男风的多发地之一,第九回的学堂为人物的男风之好提供了适宜的空间背景,并成为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表征。第九回男风书写有雅俗之分,俗是对传统的继承,雅是作者的创新。在俗与雅的对比中,博爱之情得到了更好的表现,第九回的叙事意义也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