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作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

公共利益界定的主体是谁,国内已有的研究结论不一,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立法机关主体论、司法机关主体论及综合主体论,但无论何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有必要重视公民的作用,将其定位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公民作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非主观臆断,实乃有坚实的哲学、政治学及法学理论基础。公民作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对于公共利益的普遍接受、实质法治的实现及政府裁量权的控制与政府责任的追究,皆有重要的意义。

论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与程序保障

公共利益是一种必要的善。公共利益在立法上频繁出现却含糊不清,其概念的不确定性以及在城市房屋拆迁实践中的滥用,使得有必要在法律上通过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通力合作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界定公共利益涉及宪政体制下的分权问题,立法机关负责对其进行原则性规制,行政机关负责执法过程中具体把握,司法机关负责纠纷出现后的裁决,征询意见、听证、公开和补偿救济等程序的设计均有助于公共利益界定中正义目标的实现。

不动产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界定主体考略

不动产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事关征收目的之合法性。依据现行法律体系,界定公共利益的明确主体包括作出征收决定的行政机关和个案审判中的司法机关。而公共利益概念上的复杂,以及与社会管理职能联系的紧密性,法院和行政机关均存在界定效能缺陷。为解决因"公共利益"界定引发的矛盾纠纷个案埋下隐患,在征收不动产的不同阶段,公共利益界定主体应当不同,这样既符合法律的规定,又符合国家政治治理的现实。应明确地方人大机构通过对政府计划和报告进行宏观审查履行界定职能;完善各级法院通过争议个案的审理履行界定职能;明确行政相对人诉请人大立法机构进行专题审查的事后界定职能。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发展性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对其进行判断的难度。美国政府由立法机关作出判断,而我国由政府作出判断,实践中产生了一些争议与矛盾。政府作为界定主体的相对优势在于其专业性,劣势则在于可能有失公平;人民代表大会因其工作方式不适合单独成为界定主体,但可对当地公共利益的类型进行确定,并发挥监督职能;而在争议发生后,司法机关应是唯一的界定主体。

行政法律关系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

对于公共利益界定主体的问题,理论和实践一直在两条轨道上运行,未曾形成合力。通过对主要理论的梳理和批量裁判文书的阅读分析,笔者认为,若解决公共利益问题,在现有机制上进行适度改革是阻力最小,可行性最大的——即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加强司法机关的审查功能,建立一个立法机关确定公共利益的大致范围与框架,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初次界定,如有争议,由司法机关再次界定的"附条件二次界定"的动态界定机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主体:理论、现状与制度设计

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落实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置性条件。当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的矛盾和纠纷较多,谁来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主体问题是定纷止争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主体问题的理论阐释,分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主体的现状,提出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主体的相关制度设计,并以广东省南海区为例实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主体问题。研究表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主体问题需从集权与分权、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国家法与习惯法、关系产权四个理论视角,深入分析界定前的现实、界定中的成本和界定后的效果。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需由国家及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来完成。争议较大、带有普遍性、外部性很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问题由国家通过制定基本标准来界定,由于信息问题难以界定的或界定成本很高的问题由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制定具体标准来界定。广东省南海区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成功实践表明,国家及集体经济组织共同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可行和有效的。

由Kelo案谈土地征收中“公共使用”的界定主体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增强,政府对土地的征收急剧膨胀。由此,强制征收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世界范围内,强制征收的条件大多被笼统地确定为"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使用"等。基于这一概念的模糊性,确定其界定主体才是问题的关键。以美国强制征收第一案"Kelo v.New London"为例,深入分析该案中关于"公共使用"界定主体的博弈,并结合中国国情,得出地方立法机关才是界定"公共使用"的最佳主体的结论。

政府会计主体界定及账户统一规划的探讨

政府会计改革是关乎政府公开透明、管理方式、行政职能转变和预算管理制度的变革。笔者认为，政府会计改革首先应对会计主体、账户设置等问题达成共识。

中小企业会计主体界定及特点研究

中小企业对实现经济繁荣、促进社会发展、保持国家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美国称中小企业为“经济的脊梁”，日本称之为“经济活力的源头”。中小企业具有自己的经营和管理特点，其会计信息使用者和会计核算要求明显有别于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

论公安科技创新系统主体的界定及其功能定位

公安科技创新直接关系到科技强警战略的实现,整个创新活动需要一定的主体来承担,公安院校、公安科研院所与公安科技类企业因其各自的属性不同,在公安科技创新活动中承担着不同职责。研究认为,公安科研院所应当转制化为企业,成为公安科技创新的主体。

论我国传统知识专门权利制度的构建——兼论已文献化传统知识的主体界定

多年来,传统知识(尤其是中医药典籍等已经文献化的传统知识)一直被认为已经进入公共领域而不受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传统知识"产权"这一课题因其主体界定的困境而陷入两难。从国际法和法政策学角度分析公共领域、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三者间既冲突又依存的关系可以看到,在传统知识主体界定的理论基础上,我国对散播型传统知识建立专门权利制度具有合法性与可行性;对与遗传资源相关的内核性传统知识应重申国家主导型集体主义私权保护模式,应在充分尊重习惯法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传统知识的主体类型分别制定保护策略、平衡利益关系;对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则应以公权路径为主来保护和保存。《生物多样性公约》和WIPO体系对传统知识保护已经确立了"事先知情同意"与"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等权能,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特色类型的传统知识应复归一种准"权利",并在立法上就其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和权利救济等设置系统的法律制度。

预算会计的主体界定和命名问题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传统的预算会计体系,已是摆在预算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面前的紧迫任务。当前预算会计要不要更名,尤其是改革的一大焦点。

关于挪用公款罪其他主体界定问题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有明确的界定,实践中,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在与时俱进地发生着各种变化,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除《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外还应包括其他主体。就围绕"挪用公款罪主体"界定问题,有必要对挪用公款罪的其他主体的界定展开讨论,如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能否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挪用公款罪是否存在单位犯罪;国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成为挪用公款罪主体如何界定;挪用特定款物归个人使用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如何界定等问题。

论国有企业会计监督主体的界定——兼谈财务监督与会计监督的分离

会计监督是会计职能中最能动的部分。离开会计监督,会计工作地位和会计人员水平的提高,会计作用的充分发挥,都是不可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迫切要求我们发挥会计监督在内部管理中的作用,本文拟就现阶段有关国有企业会计监督问题中的一个重点内容——会计监督主体界定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贿赂罪主体界定的法律思考

用市场经济的理论来衡量有关贿赂罪的法律条文,显然,有些规定已不适合。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营、集体性质的企业及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不宜作为受贿罪的主体;其次,受贿罪的客体要求决定了其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以对于国有、集体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应以"非法得利罪"论处。

“新时期我国渔业经济市场主体界定”调研组赴福建省调研

2011年11月13日-15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新时期我国渔业经济市场主体界定”调研组在杨予汀博士带领下赴福建省福州市、泉州市、厦门市等地调研。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贿赂罪主体界定的法律思考

对贿赂犯罪，我国曾作了不少法律条款规定，表明我国对此罪打击之重视。但是，从历史背景看，这些法律规定是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产生的，其指导思想，商品经济的观念还比较淡薄，市场经济的观点尚未形成。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有关贿赂罪的一些规定已不适用，特别是对贿赂罪主体有重新加以界定的必要。

公共利益:谁来界定? 如何整合?——基于公共政策制定视角的分析

在现代民主社会,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共利益为指针已成为共识。而谁作为界定公共利益的主体来确定某一公共政策需要实现的利益分配恰恰是公共利益话语中需要厘清的内容,也是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获取合法性的必要环节。在当代中国,要精准地反映并表达公共利益,执政党(政党)、政府、民主党派、学者专家、社会团体、公民个体等必须在公共信息对称的前提下,以均等的话语权进行相互沟通与交流,共同对公共利益作出科学的界定;且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听证会、民意调查、各种类型座谈会、电子投票、网络论坛、远程视频会议、邻里集会等协商对话的平台实现公共利益的整合。

浅析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反垄断豁免主体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56条规定了农业豁免：“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不适用本法。”本条明确规定了农业生产者与农村经济组织为农业豁免的行为主体。农村经济组织反垄断豁免得到了法律认可。

谁是医疗关系中知情同意权的主体?

近年来,医疗纠纷逐年上升,社会广泛关注,而医务界、司法界和民法理论界对医疗损害的法律适用一直存在诸多争议。2009年12月26日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作出了专门的规定。如何理解其中的规定,成为今后妥善解决医疗纠纷的关键所在。为此,本刊近日约请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相关学者及司法实务部门人员,就此问题专门举行座谈,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医疗损害法律适用中的相关问题。本期择要刊登这次座谈会的发言,以期推动该问题的深入讨论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