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畏死的恐惧看人的境况——三论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和人类文明再启蒙

人的弱点是“畏死的恐惧”。“畏死的恐惧”包括“物质生存性的畏死的恐惧”和“社会生存性的畏死的恐惧”。人的境况也具有两重性,即被畏死的恐惧摄住了的“生存性境况”和超越了畏死的恐惧的“生命性境况”。我们以“畏死的恐惧”为框架重新疏理、解释并发展了阿伦特所描述的古希腊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及近代以来的“社会”中的人的境况。研究发现,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制造“生存必须性的胁迫”而使得人类被畏死的恐惧摄住,从而被封闭在生存性境况中。人类超越“畏死的恐惧”,将其所处的生存性境况提升至生命性境况的路径是节制欲望共产主义和人类文明再启蒙。

跨主体性的能力——从“畏死的恐惧”看跨主体性何以可能

近代哲学开创的建立于唯我论视角下的狭隘的理性原则基础上的主体性哲学的失败引发了道德危机。作为应对,胡塞尔开启了“主体间性”的研究视域,后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的努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但他们分别将“主体间性”禁锢在思维、体验和关于如何有效地对话与协商的知识中,从而不能在客观世界中现实化。现实实践中,只有回答了“跨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才能回答“主体间性如何现实化”的问题。从“畏死的恐惧”理论出发,我们发现只有当个体具备了“跨主体性的能力”(包括独立能力、通达能力、公共能力和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勇气),个体的“跨主体性”和以之为前提的“主体间性”才可能现实化。显然,对“跨主体性何以现实化”这一新的问题式所开拓的新领域的有效探讨,是回答“道德何以现实化”“协商民主何以现实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现实化”等的基础与前提,它却被思想家们普遍遗漏了。

从“畏死的恐惧”看西方民主的前提错误--兼论民主能力及勇气

政治共同体的一体两面的不可分割的公共性与复数性必然要求公民具有公共能力、通达能力和独立能力,即民主能力。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勇气这一公民的"首要政治德性"是民主能力的基础。公民的民主能力和勇气是任何民主理论和模式得以实践的根本前提。资本主义以"畏死的恐惧"为中介所形塑的原子式个体并不具有民主能力——尽管他们拥有并可能行使参与民主的权利。由此,西方民主出现了前提错误,即以丧失民主能力的原子式个体充任民主主体,由此便只能得到"麋集式集体的共同意志"或众意,无法得到公意。这使得西方民主在实践中偏离自由与平等,成为一条通往资本奴役之路,这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先天缺陷,与采用哪种民主模式并不相关。在帮助人们获得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勇气从而具有民主能力方面,中国具有鲜明的文化和制度优势。

论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兼论道德无力症与冷漠症对医疗的影响

从“畏死的恐惧”出发重塑扎根生命的道德基础,即道德行为和“生-生”式的道德关系是人的本真需要,道德权威性的根据是人类生命共同体这一“内在永恒大我”和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需要。这拯救了道德相对主义,也使个体作为潜在的人类生命共同体而能以“与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推开恐惧。进而,道德行为是出于内在自由而达于实在的自由的。道德主体应具备的道德实践能力包括独立能力、通达能力和勇气。生存性境况中的原子式个体不具备道德实践能力,生命境况中的“超个体的个体”才有此能力。由此,人类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的根源是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即以原子式个体充任道德主体。它是医疗纠纷和暴力频发的原因。

当代美德伦理学的缺陷和医德培养的关键

当代伦理学的缺陷在复兴的当代美德伦理学上表现为片面性、“自我—他人不对称”、相对主义、缺乏具普遍性的美德依据和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即“美德”丢失了古代的能力蕴含而仅指品质,从而使美德难以现实化。从“畏死的恐惧”基础上所重塑的道德基础(即生命本真存在方式的需要)出发,对上述问题给予揭示与超越。马克思以彻底的实践哲学和崭新的问题式,即“道德何以现实化”,使道德走出了纯粹的思维性。从“畏死的恐惧”出发可以继承和发展此问题式,将研究拓展到与“道德现实化的内在条件”和“道德现实化的动力、阻力和能力”相关的领域。在此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问题式下,医德教育的关键是培养“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