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留学:抗战时期日本的中国占领区留日警察政策

抗战时期,日本政府强令中国占领区各伪政权选派警察赴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各伪政权大多以刚刚成立或财政困难为由,提出不派、缓派、少派请求,但在当地日军、日本使领馆和内务省派遣人员的压力下,不得不按照日本的原定计划选派。这些留日警察的接受、教育和管理,主要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和内务省警察讲习所协商负责。日本政府的目的是培养直接服务于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政策的“协力者”,但它忽略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增长,最终事与愿违。

半殖民体验与郁达夫留日时期的创作

半殖民的另一面对应的是半封建,所以郁达夫的创作有着反叛传统文化、追求个性自由的一面;而半殖民的事实又必然会让身处日本的郁达夫感受到被征服者的屈辱。他既渴望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视角来分享西方/日本的文化,又不得不在现实处境中祭起民族国家的大旗来对抗半殖民现实对自己的精神压迫;既要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眼界来拥抱西方/日本文化,又不得不在必要的时候以“封建”的态度来对抗西方/日本。这既构成了郁达夫留日时期小说叙事中身份认同的两难,也决定了他对日本以及女性书写的复杂态度。

谈《长日留痕》和《被掩埋的巨人》中的角色互文

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和《被掩埋的巨人》两部作品看似风格迥异,但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史蒂文斯和高文的人生追求、情感困境和命运归宿却高度一致,呈现出一种相互指涉、相互对话的状态,两者构成了多重的互文关系。基于此,本文从互文性视角出发对这两个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进行细致分析,挖掘两部小说蕴含的深刻哲理意味与精神价值,以期为困于生存的现代人提供一些启示。

从上海到东京:关紫兰留日事考

民国女画家关紫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留学日本,入读东京文化学院。在日期间,关紫兰举办了一次个人展览会,作品二度入选日本二科展,受到了日本画坛的好评。能在日本取得这样的认可,在当时的民国画坛并不多见。梳理关紫兰留学期间的活动及创作,有助于理解留日对关紫兰艺术生涯的意义所在。

《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的创伤表现、根源与自我修复解析

小说《长日留痕》书写了主人公史蒂文斯所经历的家庭创伤、爱情创伤、事业创伤、战争创伤,描述了史蒂文斯6天驾车旅行自我修复创伤、最终实现自我和解的心路历程。《长日留痕》表达了石黑一雄对创伤人群命运的同情悲悯之心,既是石黑一雄文学的里程碑之作,也是启迪我们重新思考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现代经典之作。文章聚焦于小说对主人公史蒂文斯的创伤书写,解读主人公史蒂文斯所经历的创伤和自我修复过程,进而为现实生活中的创伤修复过程提供有益参考。

民国时期留日画家与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

本文聚焦民国时期的留日画家现象,探讨这一时期留日的时代背景,阐述了民国时期留日画家引入的新理念与技术,以及回国后对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设。留日画家学成回国后,积极投身于中国美术的发展与教育体系的完善,将所学融入实践与教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促进了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长日留痕》中的创伤与复原

《长日留痕》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石黑一雄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在对人物心理进行深入剖析的同时也刻画了战后英国腐朽的社会秩序。石黑一雄用写实的笔触,塑造了一个真实生动的英国管家形象,流露出他对英国昔日辉煌和贵族传统的怀念,以及对大英帝国衰落的反思。主人公史蒂文斯的伤痛经历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心。史蒂文斯最终是否摆脱了这些创伤,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文章试图运用文学创伤理论,解读史蒂文斯所经历的创伤及这些创伤给他带来的影响,并尝试对他最终是否成功从创伤中复原作出判断。

古典与现代的调和:以《长日留痕》论石黑一雄的尊严观

石黑一雄在长篇小说《长日留痕》中,通过主人公史蒂文斯的管家信念、错误的尊严观与悲剧人生,昭示了洞察力与情感对于构成人的尊严的重要性。史蒂文斯相信,做一名伟大管家意味着无条件地服从主人以及绝对的情感克制,但他不知道的是这种职业信念恰恰让他丧失了尊严的基础。以西方伦理学史中的尊严观念的演变为参照,以史蒂文斯的职业迷信为研究对象,探索石黑一雄在西方古典尊严观念与现代尊严观念之间的调和。

超越与顺从:清末广东留日女子的时代选择

清末时期,广东不少女子负笈东渡,她们当中有人思想温和,听从父命,亦有人思想进步,勇于尝“新”。在面对国内爆发辛亥革命战争时,不少女子挺身而出,积极参与救国活动与女权运动。但进入民国初年后,因国内局势动荡,这些进步女子受丈夫政见、女权运动受阻等因素的影响,最终淡出了公众视线。在不同时代,她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她们在选择中顺从传统或超越了传统身份的禁锢,也在选择中顺从了时代的发展。不论是超越,还是顺从,她们的时代选择共同书写了清末广东留日女子为家国奋斗的历史。

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历史背景、流变与影响

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是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历史状况下形成和产生的。教育改革的推动、学校和学生数量的激增、教师人才的不足、邻国日本师范教育的先进性构成了该政策特殊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的积极鼓励、有识之士的极力提倡、公费私费留日方式的拓展逐步形成了其特定的历史流变。而解决师资人才的不足、促进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创办新式教育、传播近代教育理念、促进中国近代学制的形成是其积极的历史影响,但是其消极的影响也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应立足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坚持辩证统一的分析法,才能客观地分析其历史影响的深刻内涵。

《长日留痕》中的个体记忆与公共历史

本文聚焦《长日留痕》主人公史蒂文斯的个人回忆。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史蒂文斯的回忆叙事参与了历史事件的叙述,填补了官方历史中的信息空白,重构了已被广泛接受的历史人物形象,并且戏仿、解构了历史叙事中常见的文学叙事策略。史蒂文斯的个人回忆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公共历史宏大叙事的绝对真实性,为理解和反思历史事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阐释可能性。石黑一雄的小说试图说明,历史并非一个静止的场域,而是存在于大写的公共历史与来自无数个体的、小写的复数历史的互动协商之中。

在生活的夹缝中寻找出路——郭沫若留日时期的思想嬗变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的生活经历与他思想上的转向有重大关系。留日时期,他虽饱尝歧视却始终是一个在寻找意义的“他者”,在压抑、矛盾状态之下其爱国之情的喷涌勃发也同样剧烈。如何看待爱国与异族的爱妻、如何在复杂而矛盾的生活中平衡民族主义与超越民族主义的碰撞,既是他思想的困境、也是他借以寻求思想出路的契机。另一方面,郭沫若的爱国之情和一腔抱负伴随着几次归国又几次被迫离开的现实而无所附丽。在体验到上海的殖民化、无以报国的时代迷惘、苦闷的生活煎熬之后,他回到日本安心学医,但在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时实现了思想上的“再生”,下定放弃研究医学的决心,这个决心使郭沫若放下所有的迷茫、烦闷,得到了“觉醒”“醒定”。

“为现歌台说法身”:晚清留日学人与中国“戏剧观”的现代建构

在日本新派剧、新剧演出的巨大影响和刺激之下,晚清留日学人在戏剧运动中的“域外之声”一方面呼应了国内近代戏剧改良,另一方面统摄了文明新剧、改良戏曲两种形式,直接推动中国现代戏剧观在近代的萌发和生长,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对戏剧观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维新派梁启超为代表的学人重新审视戏曲与传统诗文的关系,主张戏曲的核心化转变,抬高戏曲社会地位;以春柳社为代表的留学生群体则直接借鉴新派剧和新剧,融合中国戏曲艺术,创造新的戏剧形式。如果说中国古典戏曲此时扮演了羁绊、桎梏的角色,那么,此时日本的戏剧则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戏剧观的萌发生成。

晚清民初留日女学生的异域文学书写

晚清民初,出洋留学成为一时风潮,许多女性纷纷走出国门东渡日本。异域的新思想、新见闻与情感体验,使留日女学生的接受视野渐为开阔,在文学书写中流露出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关注与忧虑、对女性自身处境与地位的探寻、发展女学的大声疾呼。留日女学生的异域文学书写,展现了女性对社会和文学变革的积极参与,也推动了女性书写从传统向现代的时代转型,同时也可鲜明感受到新知识女性从闺阁走向社会的身份转变与认同。

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创伤书写

《长日留痕》是当代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长篇代表作。小说将管家史蒂文斯在英国西部6天的旅行经历以日记体的形式叙述。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再现简朴、含蓄与典雅的叙事风格,以主人公史蒂文斯的主体视角探寻历史事件背后的个人命运,通过回忆叙事的方式对他职业精神、道德境界的价值追求予以深刻拷问,书写了个人经历所造成的个体创伤和大英帝国衰落现实中的集体创伤。石黑一雄让历史与未来、回忆与现实、府邸与乡村等进行对话,运用矛盾性的叙事策略和精湛巧妙的文字表达为人们审视历史创伤和寻找自我价值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视角。

近代中国海军留日教育及其影响

近代以来,为了向日本学习先进的海军技术,中国政府派遣了大量学生赴日学习。清政府派遣海军留学生赴日学习,始于1905年,此后又于1906年、1908年派出两届共100余人赴日学习。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也曾派出少量的留学生赴日学习海军。尽管这批海军留日学生人数及其影响远不及当时留英、留美海军学生,但是作为中国海军留学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不可忽视。他们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成为海军参加此次革命的主力;参与近代海军的日常教育与训练,特别是参与东北海军的组建与发展,对东北海军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他们之中许多人还参与中国海军战略战术的建设与探讨,对中国近代海军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山东留日学生考释

在清末中国留日运动的大潮中 ,山东也曾出现竞相赴日留学的热潮。从现存的各方面的记载看 ,清末山东留日学生总数约在 60 0人左右。山东留日学生众多的原因 ,除时代背景使然外 ,也与山东与日本海上交通便利 ;清末推行“新政” ,山东需材孔亟 ;早期留日学生的宣传鼓动等有关。清末山东的留日学生 ,除具有全国留日学生的一般特征外 ,由于受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开化程度等条件的制约 ,而具有与其他省份不同的特点。反过来 ,这些特点又进一步影响着日后山东各地的社会变迁。

民国时期的警察留日教育(1928—1945)

警察留学,是一个经常为国内学者提起,却一直未能展开的课题。清末中国曾派遣大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警务,至民国中后期,南京国民政府、各日伪政权为维护反动统治、培养高级警才,改派在职警官赴日本留学,并形成一个人数可观的警察留学生群体。国内各政府还颁行相关规程,规范留学生的选派;日本则欲藉留日奴化教育,将其培养成维护沦陷区秩序的亲日分子。客观而论,部分警察留日学生不幸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和汉奸,与之相反的是一些学生在民族大义面前做出了理性抉择。

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的涌起

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的关系极为密切,留学日本是当时清政府解决人才缺乏的重要途径并大力提倡的结果,而日本政府为了其在华的长远利益,也试图利用中国人普遍的留日愿望实现自己的阴谋,少数日本有识之士则希望通过接纳中国留学生以维护中日的传统友谊。清末留日学生人数众多,达20000以上,为当时人类有史以来留学人数之最,且所学专业多样,以师范、法律及军事为主,回国后的主流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前留日归国学人对国内科研环境的认知分析——以京津沪高校为中心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留日教育持续发展,中国大陆赴日留学人员成为仅次于留美人员的第二大留学群体。留日学人学成回国的比例较高,是推动新时期中日交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支重要海归力量。高等教育领域是留日归国学人较为集中的行业。最近一项关于京津沪三地高校留日归国学人对国内科研环境认知与适应情况的问卷调查表明,近年来回国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留日学人群体对当前国内的政策环境、科研环境的满意度偏低,特别是对科研环境存在较突出的不适应问题,对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怀有强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