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考

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目前采用和普通刑事案件相同的证明标准,这不利于被告人的生命和自由的保障。应在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实现分离的基础上,对量刑阶段的证明标准加以提高。同时应分清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案件与疑案的情况,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证明标准的适用需要死刑程序加以保障。

关于“死缓制度”的几个问题

关于“死缓制度”的几个问题周振想“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刑罚制度，它指的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它既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刑罚制度，又是一项理论上尚存诸多问题，因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完善的刑罚制度...

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后申请撤诉的审理程序

【裁判要旨】一审判处被告人死缓的共同犯罪案件，被判处死缓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前申请撤诉，法院准许后，二审法院对全案应当适用第二审程序全面审查，一并处理。随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申请撤回上诉，二审法院经审查同意其撤回上诉后，二审程序变更为死缓复核程序。

忻元龙绑架案:死刑案件的证据认定——高检指导性案例的个案研究

忻元龙绑架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一个指导性案例,该案例涉及死刑案件的证据认定问题。本文在忻元龙绑架案的官方文本的基础上,对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和证据判断问题进行了研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同时又把"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考察内容之一。以上两者是总的证明标准和具体的证明规则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排除合理怀疑是确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重要指数。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否应当高于普通案件,对此在法律上并无规定,而在理论上则存在争议。从死刑的严厉性以及死刑错判难纠的性质考虑,还是应当对死刑案件提出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对于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只有在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判处死刑的量刑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具有正当性。如果定罪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则不应当判处留有余地的死缓。否则,就会造成死刑的冤假错案。忻元龙绑架案虽然存在个别疑点,但这些疑点是可以排除的,二审法院据此适用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并不妥当。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更应当避免的是定罪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情况下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

死型案件办成铁案——应当注意的问题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使其永远不再危害社会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但人死不能复生,死刑一经执行,再也无法挽回。因此司法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严打”时期也不例外)都对判处死刑慎之又慎,严格要求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在当前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不稳定因素增加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做到既稳、准、狠地打击犯罪,

自首路上,我遇见天使——黄继伟自白

2000年前夕,在连接南京与连云港的一级公路上,连续发生重特大持枪抢劫案,6名年轻劫匪疯狂拦截洗掠过往车辆,苏北一带人心惶惶.

假笼子要不得

1月17日，陕西渭南市住建局建筑管理科科长侯福才以受贿等罪被判处死缓。此人6年内受贿2191．9万余元，另有3384．3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此案是陕西贪腐职位最低、涉案数额最大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