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草食畜产品贸易波动及不确定性冲击

基于1995年12月至2015年12月中国草食畜产品进出口贸易及不确定性数据,借助马尔科夫转换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考察贸易市场波动的状态转换特征,并测定不确定性冲击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草食畜产品进出口贸易市场在三种状态下进行转换。牛产品市场在2009年之前存在频繁状态转换特征,之后一直在不确定性冲击更大的状态3运行;羊产品市场在2005年之前存在频繁状态转换现象,之后主要在状态3运行。(2)草食畜产品贸易市场不同状态的相互转换概率较低,说明市场存在平滑性,外部作用是状态转换的主要原因。(3)不确定性对草食畜产品贸易市场冲击作用大,持续时间长,且具有非对称性。草食畜产品贸易市场受不确定性冲击持续时间一般在半年以上;不同市场状态下,不确定性对进出口量的作用方向存在明显差异。

RCEP建立对中国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

本文在分析中国畜产品贸易现状基础上,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研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建立对中国畜产品进出口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畜产品贸易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贸易逆差问题日益严重;区域全面伙伴关系的达成会进一步加重中国畜产品贸易逆差,并将对中国部分畜产品贸易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不同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应有所区别。为应对羊毛和奶产品等畜产品进口冲击,可以考虑设置敏感产品目录或者非关税壁垒等方式,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畜产品贸易: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针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畜产品贸易现状分析,构建相应的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畜产品贸易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对双边畜产品贸易具有促进作用,需求结构和地理距离对贸易有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潜力进行测算,发现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之间存在巨大畜产品贸易潜力,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畜产品贸易表现为"贸易过度",需要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中国应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优势,加强同中亚各国畜产品贸易联系,调整现有畜产品贸易结构,将高技术附加值的畜产品作为出口重点,进一步扩大中国同中亚五国的畜产品贸易。

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畜产品贸易形势与后期走势

近年来,随着消费需求的增长和生态环境约束的增强,中国畜产品进口持续快速增加。从主要进出口产品品种、主要贸易伙伴、畜产品贸易走向等方面详细分析了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畜产品贸易的形势,指出中国畜产品出口下降、进口增加,贸易逆差扩大。最后,在综合考虑非洲猪瘟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对2019年后期的中国畜产品贸易形势进行了展望,认为未来畜产品进口仍将保持增长态势,特别是肉类进口将大幅增加。

2020年上半年中国畜产品贸易形势分析与下半年展望

2020年上半年,中国畜产品贸易大幅增长,较上年同期增长1/3。羽毛、肠衣等畜产品出口大幅下降,猪肉、牛肉和禽肉等畜产品进口大幅增加,贸易逆差扩大近60%。从主要贸易伙伴看,中国畜产品对主要市场的出口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自巴西、美国、西班牙、丹麦等国家畜产品进口都翻了一番。综合考虑新冠肺炎疫情、非洲猪瘟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下半年中国畜产品贸易仍将保持进口增长和出口下降的态势,肉类、奶类等进口将创历史新高,贸易逆差将进一步扩大。

国际贸易中动植物卫生检疫与我国畜产品贸易

动植物卫生检疫(SPS)措施作为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强制标准,其本意是为了维护国民的身体健康和安全,以及保护动植物的安全。但是,由于采用的检疫方法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或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可能会影响特定商品输出到某些国家。就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来看,其正是利用这类条款,借口提高保护水平对其它国家的农产品进口实行贸易限制,从而引起可能的贸易壁垒与贸易纠纷。作为WTO的成员国,如何应对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特别是畜产品贸易的冲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本文对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可能带来的关税壁垒、技术壁垒效应作了详尽的分析,并在阐述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对我国畜产品贸易影响的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与互补性分析

本文运用贸易竞争性指数、产业内互补性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从贸易比较优势、互补性两个方面分析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印度畜产品贸易。研究结果表明,中印两国畜产品贸易规模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且贸易不平衡性较严重;中印双边畜产品贸易种类比较集中,主要集中于蚕丝、毛皮及其他动物类产品。印度出口畜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高于中国,畜产品贸易处于比较优势地位;产业间贸易是中印两国之间畜产品贸易的主要方式,属于传统的互补性贸易,两国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对印度出口畜产品的贸易互补性远远高于印度对中国出口畜产品的贸易互补性。

净进口畜产品贸易的价格效应及市场联动研究

基于传统贸易理论及"大国效应",笔者运用2002年～2017年畜产品进口量及价格数据,分析了我国猪肉、牛肉、羊肉3种净进口畜产品进口贸易对国内外市场价格的影响以及国内外畜产品市场价格之间的联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猪肉、牛肉、羊肉的进口量对其国内市场价格具有显著的单向负效应,影响率分别为-0.24%、-0.41%、-0.08%,其中牛肉影响效应最强;对其国际市场价格具有显著的单向正效应,影响率分别为0.19%、0.06%、0.01%,其中猪肉影响效应最强。国内外市场价格间具有一定的整合性及传导性,从畜产品整合程度、市场间价格传递速度、市场效率来看,猪肉市场最优,其次是羊肉市场,最后是牛肉市场。国内猪肉价格较牛肉、羊肉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荷兰——畜产品贸易大国

荷兰位于欧洲西部,受大西洋暖流影响,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荷兰东面与德国为邻,南接比利时,西、北濒临北海,地处莱茵河、马斯河和斯凯尔特河三角洲。荷兰人口密度极高,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总人口1723.10万人(2018年),人口密度超过407.5人/平方千米。荷兰国土总面积为41864平方千米。沿海有1800多千米长的海坝和岸堤,海岸线长1075千米。13世纪以来共围垦约7100多平方千米的土地,相当于荷兰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目前,荷兰国土的18%是人工填海造出来的。

2020年畜产品贸易形势及2021年展望

受猪肉供给偏紧、主要肉类出口国消费低迷等因素影响,2020年我国肉类进口大幅增加,其中猪肉、牛肉和禽肉进口量创历史新高,分别为439万吨、212万吨和155万吨,分别较2019年增长108%、27.7%、95.5%,羊肉进口则小幅下降。国内奶类价格上涨带动乳品进口继续增加,较2019年增10.4%,折合生鲜乳1875万吨。新冠肺炎疫情对肉类出口国生产影响相对较小,但消费低迷等因素导致全球肉类价格指数从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低于2019年同期。

中国和澳大利亚畜产品贸易波动因素分析

为研究1996—2012年间中国和澳大利亚畜产品贸易波动因素,在从贸易趋势、贸易互补性和贸易强度角度总结双边畜产品贸易特征的基础上,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对中国和澳大利亚畜产品贸易波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和澳大利亚畜产品贸易增长快速,并且双边畜产品贸易互补性强;澳大利亚畜产品进口需求增长和中国畜产品竞争力提升是推动中国对澳大利亚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对出口额增长贡献率分别为68.99%和48.56%;澳大利亚对中国畜产品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中国畜产品进口规模增长,对出口额增长贡献率达到128.22%,而澳大利亚畜产品整体竞争力下降阻碍了出口增长;在中国加入WTO前后不同时期,影响中国和澳大利亚畜产品贸易增长的因素存在差异。

中印两国农畜产品贸易的比较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印两国农产品的贸易现状,并就两国农畜产品贸易优势和产业内贸易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发现,中国在对印度农畜产品贸易中比较优势较少,而印度对中国的比较优势也不明显。中印两国农畜产品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产业间贸易为辅。两国农畜产品贸易发展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缓和,两国农畜产品贸易有望呈现良好的发展前景。

中国畜产品生产效率、消费行为与贸易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畜牧业经济获得了极其快速的增长，生产方式、需求结构和流通环节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但与此同时，畜牧业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些亟待回答的深层次问题。如何降低畜产品生产成本、实现畜牧业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畜产品需求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究竟如何?提高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方向和途径在哪里?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促进畜牧业生产效率提高、保证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本文在修订中国畜产品生产与消费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畜产品增长与波动的特征以及中国畜产品的生产效率及其区域差异，重新估计中国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变化的影响因素，同时对中国畜产品进出口的品种特征与结构特征进行了客观描述，测算了中国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以及出口的竞争优势，前瞻性地预测了对中国畜产品贸易发展的前景。

我国畜产品应对国际贸易绿色壁垒的策略

绿色壁垒形成虽然只是近10年的事,但目前已日趋全球化,并呈加快发展的态势,给我国的畜牧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绿色壁垒的内容和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制约我国畜产品出口的几个因素,并提出了一些规避绿色壁垒的合理化建议。

阿根廷畜牧业生产状况与畜产品贸易分析

阿根廷属于传统上的畜牧业国家,农牧业发达,素有"世界粮仓肉库"之美称,是世界重要的粮食、肉类生产和出口国家,也是世界上牛肉质量最好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