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买被拐卖儿童罪法定刑配置的本土构造——以清末“略人略卖人”律法变革为鉴

清末民初“略人略卖人”的律法变革存在借鉴与反思意义。从制度层面禁绝奴婢制度后,买卖的独立不法价值曾一度遭到否定,直至后期才被重置。清末律法中单纯收买行为的前置属性明显,且法律依据存在空白期。修律肇端于本土及域外的双重因素,在人口买卖犯罪的立法移植中体现出内与外的交融和错位。以史为镜,我国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法定刑配置须符合本土要求。本罪法益是人身不可买卖性及社会关系稳定性,基于特殊预防及一般预防的现代刑罚目的理念,规制单纯收买行为的法定刑应维持现状。预备犯的解释路径具备合理性,“推定后罪”的认定模式能够通过对向犯检验,数罪并罚公式下的刑罚配比亦与本土实际相契合。

清代收留迷失子女律与拐卖人口犯罪

"收留迷失子女"律是为了规范专制社会里因战乱、灾荒等原因而产生的迷失子女,其主要内容是打击那些为其他目的而将这些迷失的子女及奴婢收留的人。清代各级衙门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对这些迷失子女有专门救护办法,所以发现迷失人口,不予报官,私自收留,则是要受到处罚的。略人略卖人律是专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律条,迷失子女又经常成为拐卖的对象,两律内容不同却相互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又相互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