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中的“番地无主”论与中国人主权观念的变化

在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交涉中,日本公开提出"番地无主"论。为应对外交挑战,清廷上下对台湾"番民"、"番地"与中国主权的关系,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并非出于对西方"万国公法"的认同,而是传统体系内部的适当调整。另一方面,为应对边疆危机而把"番地"逐渐纳入"腹地"的行动,在近代条件下,成为中国逐渐由"天下"走向"万国"之一的重要一环。

主权、治权与族群关系——重新理解李仙得的“番地无主”论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与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的"番地无主"论不可分割。以往对李仙得番地论的研究,多集中在梳理李仙得如何利用其"番地无主"论积极参与日本侵台的史实层面,而就番地论本身的讨论则相对不充分。本文聚焦于李仙得"番地无主"论内在逻辑的复杂演变,在材料上系统地使用了李仙得从1867年"罗妹"号事件到日本侵台期间逐渐成文的英文番地游记《台湾纪行》。本文认为,"番地无主"论并非仅是李仙得随时局变动所阐发的策略性认知,而是带有浓厚的近代领土认识取向,涉及近代国际法的主权与经典文明论的复杂互动,强调清廷的番地主权取决于其对番地的"殖民性"的治权的实现程度如何。从根本上看,番地论是李仙得利用条约关系撕裂番地内部及番地与周边混杂的族群关系的集中表现。"番地无主"论过度突出番地作为"独立"的"民族体"的主体地位,强调番地与"中国"的本质性区隔,与新清史的问题意识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