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州的纳马番族

明朝统一甘青地区后,在西北番族区域内实行金牌信符制度,通过茶马司进行茶马互市贸易,向朝廷供奉上好马匹。而河州在甘青一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仅必里卫西番二十六族一处就发放金牌二十一面,这在甘青纳马番族中是绝无仅有的。文章系统梳理了明代河州的纳马番族,对于深化理解明代西北的茶马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番族图”的兴衰与演变——以画史中的“观众”为线索

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存在大量少数民族题材的图像。《宣和画谱》专门列出“番族”一门,来划分此类绘画。本文旨在通过“观众”的角度,来阐释“番族图”这一画科兴衰演变的原因。早期的番族图主要记录少数民族前来中原王朝朝贡交好的历史事件,表达以德怀远的政治理想,面向的观众主要是君主和官僚。五代至宋,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南迁,一种以真实再现少数民族生活为主题的番族图流行起来,并赢得了中原和蜀地观众的支持。靖康之难后,兴起了一系列以历史典故为题材的番族图。这一现象背后,有南宋宫廷的官方支持。如“文姬图”和“昭君图”的创制,即主要寄托“归汉”和“思汉”的民族情感,并宣扬南宋政权的正统性。而以唐太宗便桥会盟为题材的绘画,则又表达了对“万国来朝”之理想的追复。这类更具情感性、故事性的绘画,影响不限于宫廷和朝堂,而是扩散至民间乃至金廷。元代之后,在文人画兴起的浪潮下,番族图未能获得文人观众的支持,退出了画史的主流。番族图这一画科的兴衰演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画史和观众的互动关系。

翦伯赞的台湾“番族”考--兼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民族史研究

通过对翦伯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关著述的梳理,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他已经形成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民族史研究思想与方法论。具体包括:从一定历史阶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观察民族历史问题,民族学理论和资料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和史实印证作用,以及中国各民族历史尤其是社会史写作的重要性等。关于台湾"番族"的资料,在翦伯赞的民族史和古史研究中,是重要的证据;而他对台湾"番族"的专门考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民族史学研究的一般特点。

《买吾番族:甘肃的一个藏族部落》的史学价值

汉斯·史图博所著德文《买吾番族:甘肃的一个藏族部落》一书,是研究民国时期甘肃藏区部落社会的珍贵史料。汉斯·史图博以客观诚实的态度,细致翔实地描述了买吾番族的部落形态及其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面相,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展现了一幅外国人眼中的买吾番族部落影像,揭示了甘肃藏区独特的社会形态及族群关系。

论明政府对河湟洮岷地区生熟番族的管理政策

明王朝对河湟洮岷地区生熟番族的管理政策构成了其统治西番的基础,作为中茶纳马主体的生熟番族,有明一代,明王朝对其管理政策的形成及演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本文在总结生熟番族定义的基础上,就以往生熟番族"中茶纳马的是熟番,其余的是生番"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对此问题及相关史料的全面梳理和分析,认为这是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和理解偏颇所致。

郑洛经略青海抚处番族策略探析

青海地区本是番族繁衍之地。明朝中后期,右翼蒙古渐次向该地扩张,并胁迫番族为其袭扰明朝的先锋和后盾,导致此地民族关系紧张,战事频繁。万历十八年(1590),明廷任命郑洛坐镇兰州经略青海。他采取安抚、招纳等措施,积极争取番族,实现了遏制和打压青海蒙古势力的目的。

番族教育与明清台湾民族关系的发展

明清之际的番族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给台湾原著少数民族子弟提供教育的机会,使之学习儒家经典和朝廷律令,从而达到"导民向善"和"移风易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随着番族教育的不断发展,汉番之间因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而衍生的矛盾大为减少,汉番居民关系日趋融洽,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都起到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贺龙赠归化寺“兴盛番族”绸匾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留下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相隔一年,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迪庆时,贺龙向归化寺赠送了"兴盛番族"绸匾,在藏区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1936年4月下旬,红二。

明代青海湟北山区的“番族”治理与社会变迁

伴随着社会政治生态的变迁,明代湟北山区“番族”治理体制经历了由“土官主导”向“多元协作”模式的转变。洪武、永乐时期,西宁卫属土官在山区“番族”治理中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基本力量。宣德以降,土官逐渐被抽离出地方权力网络,而新授权的番酋、番僧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卫所长官致力于推动王朝国家权力向“番族”地方的延伸与渗透,失于维系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利益纽带与价值追求。涉“番”事件频发。自正德年间始,山区“番族”因应蒙古势力进入引发的地方动荡,寻求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协调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以郭隆寺为中心的山区治理体系建立起来。

论番族画风的艺术流变与文化特征

本文从北番画作创作缘起加以分析,探讨番族画风的艺术流变与历史文化特征。所谓'北方草原画派'目前缺乏系统的理论探讨,鲜少有学者明确提出该画派的具体标准条件,笔者就此讨论相关画家及其美术作品。以《宣和画谱》番族门作品及其描述对象为研究基础,循其名实,主张采用'番族画风'定义辽金元时期新生的绘画风格及艺术作品的创作特征。

民族文物的“标本时代”——读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

一、成书缘由与意义 1929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蔡元培亲任组长,并主持国内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民族学组的工作之一即为“标本采集”。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民族学组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展开了大范围的田野调查与民族标本收集工作,当时的调查规模空前,参与人数甚众。

十六至十七世纪前期蒙藏互动关系与明朝应对

十六世纪初期,右翼蒙古势力进入西番地区,打破了明初以来以甘肃镇为军事枢纽,“北拒蒙古,南悍诸番,俾不得相合”的战略格局,也揭开了继蒙元之后蒙藏两族新的历史性互动关系的序幕。右翼蒙古势力深入西番地区建立游牧区,并将大量明朝属番收为己用,“番达合势”,严重冲击明朝在西番地区建立的羁縻统治体系,西北边防也承受巨大压力。“洮河事变”爆发,迫使明朝采取强硬的军事和政治措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遏制蒙古势力在西番地区的扩张势头,缓解西北边防压力的目的,但已无力改变蒙古势力在西番地区作为重要政治存在的既成事实。而伴随着蒙古各部皈信藏传佛教,蒙藏间结成更为紧密的具有融合性的互动关系。基于彻底解决来自蒙古方面政治军事威胁的政治期待,明朝对于蒙古皈信藏传佛教则持积极推助的态度,试图以此来化解北部边疆问题,这可视为后来清朝统治者“兴黄教所以安蒙古”国策的先声。

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称谓与语境

民国时期,由于特殊时代背景及政治因素,对康区藏人的称谓呈现了多元化和相对纷杂的情形。民国时期康区藏人的称谓主要存在四个系统,四种称谓承接历史传统的"番"和最具民国特点的"康"两个称谓及其语境,并总结了民国时期康区藏人称谓的若干特点。从康区藏人称谓,可以窥见在民国这样一个特定过渡时期,民族的区分、识别与认同实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林惠祥在台湾民族史领域的学术创新

林惠祥是中国人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我国学者中,他最早系统地调查研究高山族的历史文化,最早科学地论证台湾与大陆史前族群和文化的渊源关系,在台湾民族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林惠祥的台湾民族史研究具有鲜明的人类学历史学派特色——将历史学和民族学有机结合起来,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相互印证,再结合人类学的理论进行分析。他晚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甚深,积极追求民族史学的现实效用,以台湾民族史研究为维护祖国统一服务。

闽台血缘关系与两岸移民探论

闽台两地隔海相望,自古就有先民往来。从唐宋至明清,经过千百年来的大陆向台湾移民,不仅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台湾各地,也在两岸之间建立了连绵不断的血缘关系。两岸人类迁徙频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地理位置相近,港口众多。

周钟瑄与台湾《诸罗县志》

近年来,我因撰写《贵州地方志考稿》,也涉猎一些黔人纂修的外省方志,偶有所得,则笔札为文,藏之筐箧。近读台湾学者陈正祥先生《诸罗县志之例》一文(载《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第1版,第235——250页),笔力雄健,叙述周备,惟于主修者周钟瑄事履未作详考,故特将旧稿检出,略加补缀,以见早在清代初期,

明代西北诸茶马司的置废及管理

茶马司,顾名思义,是专门管理茶马事宜的机构,最早产生于宋代。宋代置有榷茶买马司,元朝以提举茶事兼理了马政,遂改称都大提举茶马司。明朝设置茶马司,旨在便利与番族即以藏族为主体的西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终明一代,蒙古北据给明朝边防造成了巨大威胁,出于抵御长于鞍马骑射的蒙古骑旅南下扰夺的需要,明朝统治者素重西北马政。明代西北边防所需官马,其途径主要是采取以茶易马的形式,也即是通常所说的茶马互市。

云岭边关 跨越发展谱新篇——云南省紧贴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全力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纪实

纵观云南发展的现代史,既是一部军政军民团结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边疆地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跨越史。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径中甸,贺龙亲书＂兴盛番族＂锦幛相赠应邀拜访的归化寺,僧众帮助红军筹措物资北上抗日,终成汉藏军民团结佳话;

明代西北马政中的纳马与贡马制度

(一) 纵观有明一代,蒙古人雄据大漠,确实使明王朝始终缺乏安全感。出于抵御长于鞍马骑射的蒙古劲旅南下扰夺的需要,明朝在设置辽东、蓟州、宣政、大同、太原、延绥、固原、宁夏和甘肃“九边”重镇备御北边,缮葺古老长城边墙以便战守的同时,也积极筹措沿边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