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东海关税制(番舶抽分)考论

明代番舶抽分即现代海关关税,作为与国际贸易活动紧密联系的一个税种,能够间接反映明代政府对国际贸易的态度。本文在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代广东番舶抽分在征收机关、征收方法、征收范围、税率、税额及对整个明代财政收入的贡献等方面做一个全面、系统的阐述,并通过量化的方式对明代广东番舶抽分额进行对比研究和分析,以更好地认识明代政府对国际贸易的态度变化,及税收制度与经济活动的适应、融合程度,对当代我国税收制度及方法的改革方向提供一定的借鉴。研究发现,明代番舶抽分制度总体上是落后的,完全未能适应当时发达的国际贸易经济,微小的税收规模与当时庞大的国际贸易规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陈旧落后的税收制度导致了税款的大量流失,也是导致明末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代“番舶”征税考实

明代初前期,政府实行禁海政策,对外国朝贡船采取不予抽分的原则;成化、弘治之后,政府开始尝试在市舶司体制下对外国朝贡船只的部分货物进行抽分。正德、嘉靖之后,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来临,朝廷率先允准在广东对往来海舶商船进行抽分征税。福建继广东之后,也在嘉靖年间对海舶商船进行非正式征税。隆庆、万历年间,朝廷在福建月港开设督饷馆,对海舶商船正式征税。浙江由于受倭寇袭扰,终明之世未能于制度上允准在此开市征税。天启、崇祯年间,明朝内外交困,海上贸易的税收利权为郑芝龙等海商集团控制,直至明朝灭亡。

漳州月港督饷馆的功能和性质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漳州月港的海外贸易迅速崛起,出现了"货物通行旅,资财聚富商,雕镂犀角巧,磨洗象牙光"的繁荣景象。月港成为闽南一大都会,享有"天下小苏杭"的盛誉。到正德、嘉靖之际,月港进入前期最盛兴的阶段,月港海商与海外各国走私贸易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闽漳之人。

吴廷举与明中叶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演变

明正德年间任广东布政使的吴廷举因其制定的番舶交易之法,且在正德十二年代佛郎机人求贡,而被时人及后人认为启佛郎机人之衅。该文仔细检阅各种相关史料,从分析明代的朝贡贸易向商舶贸易的转变入手,认为吴廷举代佛郎机人求贡虽确有其事,但其制定的番舶交易之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动,与佛郎机人之衅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应予以正面评价。

东莞却金亭碑小考——明代中泰交往之实例

广东东莞却金亭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据县志记载,东莞县城演武场南侧,有却金亭及却金留芳坊,并有二碑勒于旁。两碑碑文大致叙述明代嘉靖时番禺知县李恺对暹罗(今泰国)商船的抽分一事,反映出明代海外贸易和市舶司制度的一个侧面。其中姚氏撰写碑文的却金亭碑,历经数世纪风霜,至今犹存,成为明代中泰友好交往的一个历史见证。一《东莞县志》云:“却金留芳坊,在教场左,夷人为番禺知县李恺立,给事中王希文有记”①。

明代隆、万以前海寇商人的实质及其活动特点

从明初洪武年间以至明中叶的隆庆、万历之交,在这长达二百年的时期内,“寸板不许人海”,始终是明朝封建政府藉以遏制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明朝海禁专制政策的长期限制之下,民间海外贸易活动步入了艰难发展的道路。至嘉靖以降,随着民间海商纠番诱倭私市贸易活动的日益兴盛,明朝封建政府对此采取了严厉的武装镇压措施,从而激起了民间海商的顽强抗争。海寇商人应运而生,层出不穷。

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发展与演变

(一)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广阔,自古以来与周围国家和地区,就有了友好往来,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进步。我国的东部和南部,濒临大海,海岸线长达11万多公里,还有台湾、海南岛屿,交通方便,海上贸易成为中外接触和往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在汉代以前,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商业发展很有限,对外贸易还处于萌芽或不发达的状态。当时的一些“汉物”(丝织品等)只是通过间接方式,例如通过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冲突和“互市”辗转外运,这也只是在个别场合,偶然发生的。

望秦皇岛

兹山势不高伸股塞关内车中一企望始见起龟背三面水绕之湾澴抱珥态暎日扬波光依稀认炯碎隆冬澈不冰良港大连配自从开海市己亥开为各国通商埠番舶如行队寂历本荒邱顿使成圜阓开辟非不佳其如尾闾溃昔往风怒号皲瘃冷入肺历

明代广东市舶司征税考略

市舶司是中国古代集海关、外贸职能于一身的机构.它创建于唐代(唐称市舶使),终结于明代.明代在浙江、福建、广东三地设市舶司,时废时复,可以说是日趋没落的年代.对于其征税情况,史书记载也比较模糊。

伊斯兰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伊斯兰教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在宋代,其国力和疆域远逊于唐,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海外贸易有巨大的需求和依赖。由于在北方与金和西夏连年交战,西亚、中亚也是政局纷乱,中西交通陆路处于阻断状况,东南沿海的市舶贸更加重要。宋朝政府自始就对海外贸易实行鼓励政策。宋神宗就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若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

潮汕外贸和潮瓷出口史话

潮州地濒大海,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历史悠久。史载隋朝炀帝于大业六年(610)派将军陈棱抚慰琉球(台湾)便是利用潮州(隋称义安郡)海交便利的“地利”,和舟师熟识海程的“人和”,而选择该地为出发港的。至于外国商船停泊潮州的最早记载,是北宋太宗时代的太平兴国五年(980)

主持人语

明清时期的大运河,是南北物货流通的大通道,大运河流经的区域,也是中国最为集中、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城市带。明代万历时,临海人王士性就在他的《广志绎》中称说:"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1)大运河的贯通、大运河的物货流通与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大运河研究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中,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课题,既具学术意义,也具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大航海时代世界格局下月港地位的变迁

一、明代朝贡贸易与月港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明政府一改前朝鼓励海上贸易的政策,严厉禁止私人海上贸易,只允许官方的朝贡贸易。明廷虽然也设有市舶司,但其"专管进贡方物,柔待远人"。明廷对各国朝贡的贡期﹑贡道﹑船舶数和朝贡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繁琐的程序与严格的限制使得许多番舶不愿到明廷规定的港口贸易,转至地方港口交易;

品玩“湖州式奢侈”

这才是对待奢侈最该采取的态度:它不是流行趋势指南,而是扎根在人文历史最深处。"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先狂。"一首《南浔丝市行》记载了19世纪中期湖州丝绸海外贸易的盛况。湖丝一出,洋人皆疯狂,此等胜景,绝不逊于现在爱马仕新包上市时粉丝连夜抢购的疯狂。

海盐 继起应争第一流

海盐,杭州湾北岸的一颗明珠.据史料记载,海盐之澉浦在宋代即为一外贸口岸,至元十四年,立澉浦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番舶皆萃于浦".古代海盐开放型经济盛极一时,与广州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