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专名识别技术的古典文献“远读”初探——以雍正《畿辅通志》为例

应用BERT模型,设计了一种基于多任务联合学习的古籍文本信息标注工具,可实现对标点、专名信息的自动标注。相较于以往同类技术而言,该工具对人名、地名、时间名、书名的有效识别度更高,并将有助于“远读”方法在古籍文献领域的实现。以《四库全书》所收雍正《畿辅通志》为例,专名自动识别技术可快速提取文献出处、建筑设施的建造时间、人口分布等历史信息,也可以快速提取作家作品、经典意境。在对水利设施的兴建与对黄河水患的书写中,可以看出治河名臣李卫在编纂《畿辅通志》时的个人意志。

区域文化学观照下的畿辅文化与文学

畿辅是建立在周代的"五服"或"九服"制基础上的一种政治制度,因这种制度而产生历史悠久的畿辅文化。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使畿辅文化的地位和重要性有了提升,同时也由于畿辅政治的核心性、交流的广泛性、多文化的融合性,使之能够在原来文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并形成其独有的地方特色。而与畿辅文化紧密相连的是畿辅文学,畿辅文学也深受畿辅制度与畿辅文化的影响而独具特色。

试论清代畿辅方志艺文志的价值

有清一代畿辅地区纂修方志414部,其中确切可查纂有艺文志的方志有368部。畿辅方志艺文志作为清代畿辅地区文献的总汇,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学价值、文学史价值,包括为研究清代畿辅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提供重要史料依据的史料学价值。

清代畿辅方志艺文志总序探析

有清一代,畿辅地区纂修方志四百多部,其中,确切可查纂有艺文志的方志368部。编者在艺文志前多写有总序,使之成为艺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读者从中可以看出艺文志收录文献的内容、编纂原则与目的,还可以看出畿辅文学观念、文化心态以及地方作家的文学成就。

明清畿辅方志修纂类型与修纂群体初探

明清畿辅方志修纂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修纂者群体日益扩大,分工日趋细致,取得重大成就。明清畿辅方志修纂类型可分为修纂一体、修纂分开、混合等三类,各类型体现出行政权力支配方志修纂的特点。初步探讨了畿辅方志修纂者群体的情况:是官员、学者、工匠等创造了明清畿辅方志事业的辉煌。

《大清畿辅先哲传》校证举要

〕《大清畿辅先哲传》，是徐世昌等人编撰的、记载清朝畿辅（包括京、津、冀及鲁、豫部分县）地区人物的传记集，具有多方面较高的史料价值，但也有些不足。本文广泛收集资料，用本校、他校等方法，校证其书中的地名、科举、姓名、官名、年代等方面的谬误。

明清两代畿辅地区水稻种植的生态背景初探

明清两代,政府及官方不遗余力地引进江南先进稻作技术,以在畿辅地区推广水稻种植,形成了明清农业史上一道景观。学界虽对此有所涉猎,但很少有人分析当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起因与背景。本文从生态学史的三个重要维度人口、资源与环境出发,从长时段来揭橥明清畿辅种稻运动背后所隐藏的背景,认为畿辅地区环境恶化、人口增长导致的人地矛盾与粮食匮乏是这次水稻推广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而江南的先进农业、水利技术与江南士人的推动是这次水稻推广运动的重要外部动力。同时,本文还重新厘清了先前畿辅种稻史中的若干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管见。

《止园诗话》与清代畿辅区域诗史

《止园诗话》撰写体例有存人存史,补充说明诗人生平、家世、著述、科第、个性;摘句批评;论格律句法;引用序文等材料;校正误;褒奖伦理道德;叙访求诗歌文献之情状;补充说明编纂体例等。在论诗方面,《止园诗话》对于诗人诗作的评点,体现出了史梦兰的论诗旨趣,同时凸显了清代畿辅区域诗歌创作的若干特点和优长。《诗话》重寄托,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评论,论诗尚唐音,崇尚隐逸。《诗话》承当部分选诗功能,与《永平诗存》一起建构地域诗史。又勾画出畿辅东部地区的十余个诗歌家族,以之为支点形成主体框架,描述了区域性历时传承和流动的诗歌史,以总结的姿态参与畿辅区域文学传统的建构。

水西庄雅集与雍、乾之际的畿辅诗坛

处于畿辅重地的水西庄,其雅集唱和有独特的不同于江南的文学态势及意义。辛卯科场案是査为仁一生的转折点,水西庄雅集与査为仁的人生境遇、人生追求联系在一起。査为仁以"幽人"自处,努力在诗歌中寻求人生的意义与情趣,纤弱婉转是其诗风之特征,也是水西庄雅集的风格。闲情、隐居、自然的风光、人生的失意是主宾诗歌表达的主要内容,诗酒唱和成为释放精神能量的有效途径。考察水西庄雅集的活动及诗风,可以把握雍、乾之际诗坛的发展趋向,了解文人的生命状态。畿辅诗坛的人文生态、文化精神以及有清一代诗歌的总体风貌于水西庄雅集可窥一斑。

清代畿辅地区驻防城的创建及其形制研究

清代畿辅地区的驻防城包括郑家庄、沧州、保定府、热河、山海关、密云、采育里、天津水师8处,主要建成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时期,其中顺治、康熙、雍正时期为驻防城的主要建立阶段,而乾隆时期密云驻防城的建立是畿辅驻防城体系完全建立的标志。畿辅地区的驻防城呈现了一定的地域分布特征,所在地区往往是地理形胜之地,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驻防城形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比较固定的建有确切城墙的驻防城,另一类则是未修建专门城垣的驻防城。驻防城的城垣规模不一,建筑材料方面体现出了差异性,内部结构上则规划较为合理,布局井然有序。

再论《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的关系问题

《直隶河渠书》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延请赵一清、戴震等人编纂的一部关于直隶地区河渠事宜的水利志书,未正式成书。《畿辅安澜志》为嘉庆年间捐职通判王履泰进献的一部水利志书,由武英殿用聚珍版刊印出版。《畿辅安澜志》问世后,有不少学者就二者关系进行了探讨,段玉裁、缪荃孙、梁启超等认为该书攘窃自《直隶河渠书》;胡适则专门撰文,认为该书与《直隶河渠书》并无关系。通过进一步地考证分析,《畿辅安澜志》无疑攘窃了《直隶河渠书》,并在其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攘窃的始作俑者并非王履泰,而是他的父亲王锟。

虎卧老人行书《遂闲堂十律诗》考——兼谈畿辅先哲张霖、张霔(上)

河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虎卧老人行书《遂闲堂十律诗》卷,前人定为史可法自书诗卷,后人定伪。文章探赜索隐,再现了其历史、艺术价值,并时作者及所涉的畿辅先哲张霖、张霔略作考迹。

王树枏《畿辅方言》与燕赵文化

《畿辅方言》包含多种文化元素,其中关于燕赵历史文化习俗方面的资料尤其珍贵。考察《畿辅方言》,可以发现其方言词不仅再现了清末民初燕赵服饰文化习俗和饮食文化习俗,而且还保留了清末民初燕赵的居住文化习俗和交通文化习俗。挖掘和传承《畿辅方言》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的文化习俗与民族传统,可以更好地弘扬历史悠久的燕赵传统文化。

清代畿辅诗歌的区域特色及其历史价值——以陶樑《国朝畿辅诗传》为中心的讨论

清代畿辅诗歌在数量显著增长的同时,涌现出若干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优秀诗人,体现量、质齐升的整体发展趋势,真正达到了繁荣昌盛的程度。畿辅诗歌在保持"清刚慷慨"之地域性特色的同时,吸收多种风格质素,形成多样化特征。畿辅重地,地位显要,名臣辈出,润色鸿业,鼓吹教化,是清代畿辅诗歌区域特色的重要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民族融合,尤其是满汉融合,开拓诗歌的疆界,获得了新的成就。清代畿辅诗歌可为京津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提供借鉴,作为中华文学发展之重要且典型的区域个案,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光绪版《畿辅通志》纂修述评

《畿辅通志》是清朝时期直隶省纂修的省志。通过研究《畿辅通志》的版本情况和光绪版《畿辅通志》的纂修过程、内容、特点和出版情况,发现《畿辅通志》中所记述的资料为人们研究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系统完整的信息,因而具有极高的文献资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应对这座宝库进行有计划的整理和开发,以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的功能。

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评骘及其思想意蕴

明清之际的畿辅理学名家孙奇逢在《畿辅人物考》中对入传诸人持有切要的评论,类似的畿辅人物评骘还散见于《夏峰先生集》。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评骘具有几项特点:其一,基本旨归是以理学为宗,尊崇道德品行,重视济世事功。其二,既以包容的态度看待隐逸问题,又立足于儒家隐居以求其志的立场,对别有怀抱,有所作为的隐逸给予充分的表彰。其三,特别重视从足色、无愧的角度评论人物。这三个特点既体现了孙奇逢在理学方面的思考,又蕴含他身体力行而来的深切体验,以及时代激变引发的痛切反省。

论元明清畿辅地区对京城的支持与保障

元明清三代以环北京地区为畿辅,依据其形胜,在京城东西南北多个方向都建立雄关险隘,出色地完成了对京城军事上的拱卫之责。畿辅地区供给京城大量的人力物力,确保了京城的繁荣与稳定。在京城与畿辅地区密切的交流与交往过程中,二者在军事上唇齿相依,经济上相互支持,文化上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京城与畿辅生态圈。

忧患御外意识在晚清畿辅文学中的反映——以当年对列强侵华战争的反应为例

晚清时期相继发生过多次外国侵华战争,成为列强侵略的最典型形式,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畿辅地区也曾饱受蹂躏,甚至致使朝廷两度流亡。战祸面前,身在本地或外地的畿辅籍人士,或是在该区驻留亲历其事的外省区籍人员,以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状事抒感,从中反映出不断强化和深化的忧患御外意识。而其作品本身,则不失为可借以体察国人这种觉醒历程中相关思想意识的具体素材,同时也是特类体裁的宝贵史料。

《大清畿辅先哲传》标点失误举例

《大清畿辅先哲传》，是记载清朝畿辅（包括今京津冀及鲁豫部分县）地区人物的传记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更便于使用，有功于学林。但标点中，存在着因不识姓名、不知地名等而造成的失误，本文特举例说明，以免讹误再传。

明清畿辅地区水稻种植中环境与技术的颉颃

在以农为本的帝制时期,天、地、人"三才"理论一直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基本指导思想,而"三才"理论的核心即是环境与技术。本文中,笔者以明清时期畿辅地区的种稻活动为例,来分析生态环境与农业技术之间的博弈关系。笔者认为,畿辅地区的水土环境、光照与气温制约着南方水田技术在此地的应用,畿辅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亦影响着水田技术在该区的扎根与传承;南来稻作技术在对北方旱地进行适应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畿辅某些地区的局地环境。在二者的颉颃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环境对技术的制约,农业技术必须以尊重环境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