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的“土司”书写与明代“西番”疆土分治下的土官系统

《明史》首次在官修刊行的正史中专设土司列传,却选择性地仅将明代部分“西番”土官归为“土司”。原因是万斯同、王鸿绪等清初纂修者修订稿本时深受明中叶以降史书对“西番”疆土隶属关系记载的影响。“西番”被析分三大板块是明初在“西番”建政立制过程中因袭、调整元代政区旧制的直观体现,“羁縻”土官被清初纂修者排除“土司”行列。由于明初地方政治实践的差异,陕西、四川都司卫所辖治的“西番”土官被纳入不同的军政管理体系,成为清初官修正史界定“西番”土司的深层次原因。到明代后期,“西番”疆土分治局面逐步打破,时人认知观念中“土司”地理空间分布发生变动。概念运用的考察需注重历史文献语境,以及不同区域的地方政治实践;土司概念认知的生成过程或成为与制度史研究互补的一个面向。

《汉书·西域传》的疆土意识

从《汉书·西域传》中西域诸城邦的地理分布和政治归属来看,“西域”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在两汉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所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值得深入研究。本文立足于《汉书·西域传》,对两汉时期西域诸城邦的地理分布、政治归属等进行分析,对文中提及的地理位置举例例证其体现的疆土意识,揭示其与两汉时期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的相互关系,深化对“西域”这一区域的认识。《汉书·西域传》文中出现了五十多个西域城邦,详尽记录其地理位置、人口数、官职设置等内容,这是两汉时期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所有的产物,深刻体现了其边疆治理方式。

疆土爲大局之所繫——張之洞與中越勘界

中法戰爭中,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主持軍務,坐鎮後方,指揮調度,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爲時人和後人所津津樂道。但是,在這場戰爭尾聲的中越勘界中,他的作爲卻較少被人關注。其時張之洞奉命會勘中越邊界,雖然並非主事者,但敏銳地認識到勘界事關國家安危與領土主權,任務重大,影響深遠,不容有失。他着眼全局,不僅勘界前密陳機宜,建言獻策,而且對於所轄廣西、廣東界務尤爲究心,協助勘界大臣鄧承修較爲順利地完成勘界任務,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情懷。張之洞也見證和體驗了對外交涉的艱辛與無奈,認識到涉外事務與國家的强弱有關,並趨於理性務實。這對其完成從詞臣到疆吏、由清流入洋務的大幅轉身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非遗融入现代生活——以新疆土陶为例

新疆土陶在过去作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当中,同时也是新疆民间手工艺品,其因独有的造型以及精美的装饰图案在各类土陶中独树一帜。2006年,新疆土陶技艺与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一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是现今面临的重要问题。保护与传承必须与时俱进、具备创新精神,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角度、价值认同要一致。在研究中找出新疆土陶在现代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性,通过造型、功能、审美、材料等方面分析其改善的方法及途径,既要保持新疆土陶传统技艺的特色,又要与现代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全方位、多角度探索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有效措施及途径,从而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新疆土陶生产工艺与发展实地调查分析

陶器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不同的人文地理历史环境造就不一样的工艺技法及审美倾向。本文通过以新疆土陶背后文化背景为切入点,探讨了其工艺技术发展概况,并将其与千年瓷都景德镇陶瓷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其发展现状和不足之处。

新疆土陶制作技艺传承发展路径研究

新疆土陶作为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具有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为了更好地推动新疆土陶的传承与发展,国家与地方政府制定了多项扶持政策。现针对新疆土陶制作技艺传承与发展路径进行分析,阐述新疆土陶的起源与审美特征,通过介绍当前新疆土陶制作技艺的现状,解决目前土陶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在开展土陶制作技艺传承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立法保护、加大传承力度,从而保证土陶的制作工艺能够得以流传,为后人提供更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革新与续旧:咸同丧地与中国疆土观念之调整

咸同丧地,引发了晚清第一次较为重要的疆土观念调整。由此,国人提出了不少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如开放封禁、新绘细图、巩固蒙古、强化宗藩等。然以具体案例观之,一些建议即使为清廷所采纳,也迟迟未能切实贯彻或发挥效应;当下一轮整体性疆土危机来临,这些早已提出的观点,才被重新认识。个体的革新与时代的续旧,思想的调适与实践的滞后,在此体现得极为突出。这反映出,由于清朝国力的虚弱、内外形势的严峻,以及陈旧思维的深固,其时的中国是难以真正吸纳和落实那些在疆土理念方面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的。故咸同以后,清朝在某些方面重蹈过去的丧地覆辙,便在所难免。

新疆土陶非遗传承研究

对新疆土陶的田野调查,探讨其工艺技术发展现状和不足之处。结合相关文献记载,结合现实状况分析其目前的困境,借以找到其发展的瓶颈,以此重新唤醒拥有千年工艺的重要陶器遗产。

祖VS米切尔:收复失去的疆土

整个超轻量级都想知道离开拳台两年后的王者今昔是何面目,所有人都在召唤一个熟悉的面孔。不过,鉴于与雷加的拙劣演出以及长时间的伤病懈怠。

浅谈新疆土陶转型升级新动力

当今世界,文化已作为一种现代资本。这个时代,文化产业已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朝阳产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基本经验和普通做法。江西大力支持新疆文化产业发展,助推特色民族文化产业,本文从新疆土陶产业的过去和现在对比作为着眼点,围绕如何解决好新疆土陶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的问题展开思考,并结合《景德镇学院支持新疆阿克陶县土陶产业转型升级框架合作协议》的落实生效,为实现新疆土陶转型升级带动新疆文化产业的永续发展进行论述。

清初广西边地的疆土纷争与社会秩序的重构——以“土富州官族叛据镇安府”事件为考察中心

清初,广西边地疆土纷争频发,这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明清鼎革的特殊时局密切相关。清廷对诸势力灵活采取多种政策,确立了在广西的统治。通过对“土富州官族叛据镇安府”事件的梳理考辨可以发现,清初广西边地社会秩序趋于动荡,土司纷争频发,安南莫氏政权借机入侵广西,南明、吴三桂等势力与清廷也在广西进行角逐。清廷对南明、吴三桂等势力进行军事打击;对广西土司采取“抚绥”政策,并逐渐推动改土归流;对安南莫氏政权采取“招抚”敕封的政策,最终在多方势力的博弈下取得胜利,将广西边地逐渐纳入直接治理的地域范围,完成了广西边地社会秩序的重构。

加洛林王朝代际更替中的疆土分治与王国一体

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受法兰克习俗和墨洛温王朝先例的影响,为确保王位的传承、满足儿子的欲望、更有效地治理王国,常安排儿子分治疆土。查理·马特、矮子丕平、查理曼、虔诚者路易及其三个儿子共五代七位统治者,都注重通过分治和调整疆土来维护王族团结。在父子分治、兄弟分治、叔侄分治和混合分治四种权力格局中,国王们都采用多种手段维护王国一体,比如禁止部分儿子的继承资格、禁止分王国再分治、强化长子地位、兼并或分治绝嗣之王的疆土、频繁会商、联手打击异姓异族。因此,疆土分治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分裂,亦可有利于王国一体。

《汉书·西域传》的疆土意识与民族观念

《汉书·西域传》正文部分对西域诸国政治归属作了明确区分,对西域的自然与人文信息表现出高度关注,体现了两汉王朝统治者对西域都护所管辖下的地域拥有明确的疆土意识。然而篇末"赞论"却以"夷夏之辨"民族观为理论基础,提出西域无用论和羁縻论,与正文所显示的疆土意识自相矛盾。这是两汉时期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及边疆经略形势下的产物。

清代藩属观念的变化与中国疆土的变迁

清代中国的藩属观念及其变化对中国疆土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清前期的君主在统一中国过程中对中国疆界已有自己的认识,委婉地拒绝苏禄等藩属内附;与藩属发生边界争端时,有时以"天朝上国"风范,从"守在四夷"出发,把本国疆土让予属国。1840年后,中国竭力保全遭到列强侵略的藩属,尽管列强提出与中国瓜分某些藩属的方案,中国国内也出现过不同的意见。藩属体系被打破后,中国又与旧日藩属加紧联系,以睦邻、固边,爱国官员则在边界谈判中力求收回清前期让予属国的疆土,但划界时仍失去不少国土。

疆土理念转型与藩部体制变革:晚清新疆建省的观念因素

在以藩部体制对新疆进行治理的时期,尤其是同光边疆危机高涨之际,清廷逐渐调整了过去以新疆为藩部之区的疆土定位,转而将其视作国土要地,同时意识到"藩属屏藩"的边防方针之局限,因而开始转向"设省固边"。其"因俗施治"的传统治边之策也发生动摇,进而主张"一道同风"。此种疆土认识的转换,深刻地影响到清廷的新疆决策,是1884年新疆建省得以实现的重要观念因素。尽管这一时期清廷疆土理念的转变有其限度,但却开启了清朝疆土观念的近代转型之路,最终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日后中国的版图形态。

新疆土陶造型的源起与流变

本文通过对文献和图像资料的梳理,试析新疆土陶造型的源起,并将其放到人类陶文化大背景中,对比同时期东西方陶瓷,以及不同时期新疆土陶的纵向流变,解读古老西域的社会历史和审美情趣,探索东西方文化对新疆民族艺术的深远影响。

国王和他的疆土

往事不堪回首。你不可能比国王E更理解这六个字的重量,你不可能,比他更清楚这六个字里都包含着什么。他感觉,这六个字,如同是一副中药熬出的药渣,他一遍遍咀嚼,把其中的苦、涩和麻都嚼到自己的嘴里,然后慢慢咽下。

以府辖卫:明代军民府的制度嬗变

元明清时期,朝廷曾以军民府制度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管控。军民府广设于西南边地,实行军民共管的治理模式,时间跨越五百余年。明代是军民府制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沿袭元制基础上结合边地实际进行调整。至明中晚期,新设永昌、黎平、遵义、平越、贵阳、安顺六个军民府,以流官掌府事,上承兵备道,下辖卫所,一改此前以土官掌土民和府卫之间不相统属的治理传统。军民府制度在明代的变化是卫所、兵备道、土司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维护了西南边地的军政秩序,亦塑造了全新的政治格局。

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的改革开放问题

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的改革开放需要重视的问题是 :首先 ,巩固和维护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其次 ,大力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再次 ,狠抓跨界民族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 ;第四 ,加快西南边境贸易口岸建设 ,推动边贸的发展 ;第五 ,充分开发这一地区独特的旅游资源 ;第六 ,切实抓紧跨界民族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 ;第七 ,继续抓好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

中法越南交涉时期中国的“瓯脱”筹议

中法越南交涉时期,随着边疆形势日益危迫,“瓯脱”古法逐渐受到中国朝野重视。自1882年起,曾纪泽屡向法方阐发“隔阂”理论,法国则顺水推舟,提出有名无实的“瓯脱”方案。法国方案虽遭中方驳斥,但因越南局势变化,旋为醇亲王等人所注重。李福协定签订前后,国内请设“瓯脱”之声渐起。至《中法新约》议订时期,清廷亦开始积极谋划“瓯脱”。中法勘界前夕,清朝关于“瓯脱”的呼声更是空前高涨,然终因法方强烈反对而停息。这一时期的“瓯脱”筹议,深刻地反映出晚清国人利用传统思想资源挽救边疆危局的努力,其中亦足见清朝疆土观念走向近代的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