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疑案裁判可接受性目标有效实现的路径

在网络环境下,通过公众参与可以实现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把疑案裁判中涉及的伦理或道德等争议难题转化成可操作的法律技术性问题,在达成司法共识的基础上作出的疑案裁判具有为社会广泛认同的公正外观。疑案裁判可接受性目标的有效实现需要从理性吸纳网络公众判意这一路径入手,网络公众司法参与可以有效促进司法机关与公众间共识的达成,加强司法机关及其成员与社会公众角色的认同。疑案裁判中网络公众的有序参与及疑案司法共识的有效达成,对于实现疑案裁判的可接受性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民事疑案裁判的利益衡量

民事疑难案件裁判应当借入利益衡量方法,并且具有较为开放的社会性基础,适当承载和超越法律之外集合性的潜在期待或要求,形成普适化的裁判规则。面对中国社会结构的阶层化趋势,民事疑难案件的利益衡量,一般情况下应当考虑以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阶层利益为相对性标准获得裁判的"基本理由",而面对复杂社会结构时则继续考虑以类型化思维获得裁判的"更强理由"。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商谈机制使得"基本理由"和"更强理由"真正达成共识产生合意性,进而为普适化的裁判规则形成奠定基础。我们必须正视由此引发的法官自由裁量权限度,保证利益衡量的结论能在规则意义上持续压倒其他理由,同时,利益衡量所产生的裁判规则应当主要为解释性规则。

基于“态度”的司法决策

对司法行为的经验研究表明,疑难案件中的司法决策取决于法官的"态度",即法官所持的意识形态或政策偏好。态度理论归纳了主导疑案裁判的三个决策变量:案件事实、态度,以及事实与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态度模型作为一种主导型司法决策理论,能解释、预测大多数美国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因为受态度测量上的方法论局限,以及对制度性约束和法官角色认知的忽视,态度模型无法解释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判决,也无法解决法官的意识形态漂移问题。在量化法官的投票行为时,态度理论实际将意识形态界定为法官的党派倾向。这种非此即彼的量化方式是粗糙的,它将法官描绘成"身披法袍的政客",这决定了它是一种片面的司法决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