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经变古思潮中的宋代易学考辨

在宋代的经学领域,疑经变古思潮渐趋兴盛,促使易学考辨多维度、全方面展开。北宋欧阳修首先向孔子作《易传》(《十翼》)的传统观点发难,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也由此成为易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备受关注。南宋学者又进一步深入,或借之佐证、充实自身的理学思想体系;或藉以批判理学空疏的"义理"、"心性"。肇始于宋代的易学考辨对中国传统经学史、易学史乃至辨伪学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的疑经思潮与《春秋》学的地位

自中唐以来 ,特别是北宋庆历以来的疑经思潮 ,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运动。它突破了传统经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束缚 ,并由此促成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宋儒的疑经过程中 ,《春秋》学受到了高度重视 ,他们把宋代的时代命运同《春秋》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功能结合在一起 ,充分发挥了《春秋》的“经世”作用 ,使其成为宋代的一门显学。

宋代疑经思潮与三家《诗》的辑佚

三家《诗》的辑佚始自宋代王应麟的《诗考》。《诗考》的撰写受朱熹的启发,但更是宋代疑经思潮的表现。《诗考》一书虽存在不少缺点,但王应麟的辑佚方法,《诗考》的内容、编写体例对清代三家《诗》的辑佚有示范意义,王应麟辑佚所得也成为清代三家《诗》辑佚的校勘材料。

论北宋疑古思潮中的“疑经”与“疑传”——以胡瑗《周易口义》为例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北宋时期出现了疑古惑经的思潮。学界普遍认为,在这股思潮中有所谓"疑经"和"疑传"之分。胡瑗是疑古惑经的重要代表人物,但他的《周易口义》中就有很多疑改经文之处,其实,他并不属于所谓的"疑传派"。可见,这种"疑经"与"经传"的两分法并不符合实际。

论宋儒疑经与文献学发展的关系

疑经是指古代儒生对儒家经籍作者和文本真实性、合理性、完整性的怀疑,往往出于经学的视角和思路,与重客观真实的文献学有交叉但并不等同。宋儒疑经尤为显豁,对宋代文献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果、思路和发展轨迹三个方面;宋代文献学对宋儒疑经也有促进和阻碍的反作用。宋儒疑经对后世尤其是清代文献学的发展也有影响,探讨宋儒疑经与文献学发展的关系对研究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佛经与人类历史叙述的暗合与印证——《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的启示

有一部佛经叙述"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公案,成为禅宗法脉的经典源头,此即《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本经不仅详叙拈花公案,而且圆满阐述第一义谛(如来藏),更复与人类有关早期历史的叙述高度吻合,成为佐证人类历史与传说的有力证据。教内外也有众多学人质疑此经真伪,但多从事相上判定本经为宋人伪造;众说纷纭,不过无人能对经典义理之圆满性发生异议,疑者大多效法胡适走考证一途,忘了世尊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殊不足道。

宋代疑经思潮与理学的形成

宋代庆历年后,经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南宋初年的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论孔安国、郑康成。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乎论经,况传注乎?”汉唐以来群儒固守,不敢稍加怀疑的“传注”遭到了猛烈攻击。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被否定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五经本身也逃脱不了或疑、或讥、或毁、或黜的命运,走上“凌夷衰微”的末路。在熙宁变法中充当保守派首领的司马光面对这“疑经惑古”的局面,愤愤地说:“后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数篇,己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巳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普遍感染上了怀疑症。一代学者名流如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人不信经典、攻击传注不遗余力。这股疑经思潮怎么会形成的?它对宋代程朱理学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在哲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本文拟从经学的演变角度来分析一下宋代理学的形成。

从疑传到疑经——宋学初期疑古思潮述论

以讲明义理而有别于汉唐注疏之学的宋学之开创,始自北宋中期的疑古思潮,这一点朱熹就已经提到过了。《朱子语类》卷八十载: 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

宋代疑经思潮与《庄子》研究范式重构

宋代疑经思潮是庆历年间兴起的一场思想变革运动,这一重构儒学的文化潮流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兴起。宋儒以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注疏之学,引用道佛思想解读儒家经典,客观上刺激了佛道思想的研究。在疑经思潮的影响下,庄子学在辨伪研究、散文评点的学术范式创新、“以儒解庄”的解读方式变革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出现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注本,这些都是宋代学者对庄子学史的重要贡献。同时,后世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问题都能在宋代找到最初的诱因,可以说,宋代的庄子学成为了近代《庄子》研究的先声。

金履祥疑经小探

金履祥的疑经,主要表现在疑<尚书>、疑<诗经>、疑<朱注>上.金履祥在疑经的表述方式上有他谨慎笃实的一面.但在疑经的依据上也不完全拘泥于文献的考据.金履祥的疑经反映了他尊经崇圣的思想以及时代、社会思潮对他的影响.

质疑经典例题

经典例题 Al和Al2O3的混合物15 g,加入稀H2SO4溶液150 mL,在标准状况下放出氢气1.68 L,Al和Al2O3均不剩余,为中和过量的硫酸,并使溶液中Al^3＋恰好完全转化为Al（OH）3沉淀,

对刘知几的疑经思想的再探析

刘知几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首开"六经皆史"之先河,他的著作《史通》中的《疑古》和《惑经》篇,历来被认为是疑经思潮的开山之作。事实上,《疑古》和《惑经》中对经学的怀疑和批判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怀疑经学的权威,而是希望以此冲破当时僵化的解经形式,表达重新解经的意愿和可能。

应发扬“当阙则阙,疑经有据”的治经精神

刘俊撰文《得圣人之意者为多》指出,作为元代《春秋》学史上的典范之作,郑玉的《春秋阙疑》可谓是融合程朱所确立的治《春秋》原则而成,将程、朱未发之论以专书的形式呈现出来,当然并非是承宋儒遗韵,守程朱门户,而是取法有当,多有创见。

韩愈“疑经”问题试探

关于韩愈“疑经”问题,有关史料很少,经学史上也似乎早有定论:韩愈否定《诗序》,改字解经,开创了宋人“疑经”风气。如果我们就现存很少的一点史料重新加以考察,则此问题似还有作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笔者的看法是:韩愈并没有否定《诗序》,“改字解经”也仅仅是对当时盛行的古文经学的反动,

《中国文学史》韩愈“继承者和捍卫者”商榷——兼论韩愈之疑经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文学》认为韩愈“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这反映了韩愈尊经的一面,但忽略了韩愈对孔孟经学的质疑。韩愈认为孔孟以后的经学被杨墨污染,“秦火”使经书残缺不全,汉代以来的章句之学是非颠倒,并为佛老所污染,故韩愈皆疑之。在此基础上,他对《周易》《尚书》《春秋》《论语》《诗经》《尔雅》《孟子》等经书内容、作者、解经方式等予以质疑。韩愈的疑经,对开启后来的疑经思潮有重大意义。理清韩愈的疑经思想,有利于全面认识韩愈的思想与文学。

宋代易学的疑经、改经之风

宋代学者的疑经改经之风特盛,这种无版本根据而仅据文义参以主观判断来考订经传的风气,在易学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朱熹与其他宋代学者的著作中,以为经传文字有错简而断然改正的事例屡见不鲜。宋儒对《周易》经传的重新编排,是在复古旗号下的创新。他们要重建经与传截然相分的古本,目的就是要为象数学的发展扫清道路。

吴澄《書纂言》“疑經改經”考

吴澄《書纂言》乃宋元"疑經改經"集成之作,既多沿襲宋儒陳説,且又能獨抒己見,尤其釐正《洪範》《洛誥》錯簡,遠邁宋人。其"疑經改經"尤为致意者:蔡沈《書集傳》、王炎《尚書小傳》、陳經《尚書詳解》、蘇軾《東坡書説》、晁説之《洪範小傳》各有一次;吴棫《書稗傳》五次、朱子《尚書》説三次。吴澄"摒棄《書》古文,專釋今文"承於吴棫、朱子,其"疑經改經"亦頗受《書稗傳》、朱子《尚書》學説、蔡沈《書集傳》影響。其獨發己見之處,或據篇旨章意、或據《尚書》體例、或據地理實情、或據歷史事實,做到根據其問題意識,有的放矢。《書纂言》非集注集解體,而是隱括諸家之説以成己意,注文清通简要,其"疑經改經"雖多未詳言其所根據,但却非《四庫提要》所謂"以意自爲、隨意改竄"。吴澄"改經文字句"取馬融古本兩次、《漢書·律曆志》一次,可見其尋找漢學文獻證據的努力。從客觀上講,可資考訂《尚書》錯)的傳世及出土文獻資料甚爲有限,宋元儒"疑經改經"固然存在缺乏文獻證據的缺陷,但其恢復《尚書》原貌的努力,雖不無問題,却也試圖解决某些難題,有其學術史的價值。

宋代疑经思潮下的老子考辨述论

宋以前很少有人怀疑《史记·老子传》中老子其人其书的真实性。在疑经思潮影响下,宋代考辨老子其人其书的学者渐多,其观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李觏、朱熹、吴子良等人认为孔子向老子问礼、孔子晚于老子;二、陈师道根据诸子称引的先后顺序,明确考定老子生活于墨子和荀子之间;三、叶适认为有两个老子,并怀疑《老子传》的真实性。王十朋、黄震、罗璧分别对《史记·孔子世家》、《老子》、《庄子》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宋人这种疑古惑经的考辨精神,对于厘清先秦诸子的行辈关系及其学术渊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考证方法给予后世以启发。

剧场化、游戏化与动画性:国产悬疑网剧的跨媒介叙事

一种剧集生态总是受到身处的媒介环境、技术发展及审美取向的影响,在流媒体传播背景下,国产悬疑网剧的跨媒介叙事模式逐步呈现出剧场化、游戏化和动画性的特征。剧场化促使悬疑叙事进行多维空间探索,并成规模地营销推广;游戏化改创悬疑网剧的叙事逻辑,激发受众参与热情;动画性则创新挪用经典影像资源,隐喻主题内涵,突出作者风格。现代悬疑网剧不仅是对传统刑侦剧叙事风格的颠覆,也是在新的媒介场域下完成自身由小众推理到公共热议的生态转化,通过挖掘该类型剧中的媒介间性来思考其艺术共赏力与文化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