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原则运用于问题学生教育管理刍议

疑罪从无是现代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原则,基于其对问题学生发展权利的保障和未来发展可能付出代价的考量将其引入学校的教育管理,立足于培育人,作为程序之上的程序,于无为处有为,以期消解教育管理者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问题学生能够最大限度向普通学生转化,向立德树人发展.

从无与从轻:疑罪的理论界分与实践运行

刑事司法个案的复杂性决定了疑罪类型的多样性,它不仅表现为犯罪是否成立存疑,还表现为犯罪性质存疑和纯正量刑情节存疑。疑罪的界定不应拘于疑罪从无的语境,当穷尽所有的事实认定手段,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仍然存在合理怀疑的就应当纳入疑罪范畴。疑罪的认定应当设置相对独立的疑罪认定程序。疑罪从无仅仅是疑罪的处理方式之一,对犯罪性质或量刑情节存疑的案件适用疑罪从轻更具有合理性。疑罪从无与疑罪从轻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疑罪类型,共同构成统一的疑罪处理机制。

法治思维视野下的疑罪从无

学界对于疑罪问题的认识还不统一,但并非没有达成理论共识的可能。我们应当在法治思维的指引下,对疑罪从无中涉及的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何为"疑罪"以及遇到疑罪时如何处理等三方面的问题进行重新界定,在法治的正当性基础上达至共识。

《唐律疏议·断狱律》“疑罪”初探

古代司法活动中对于案件证据的收集及审查能力较低会引发诸多疑案的产生,如何处理疑罪事关案件的性质及定罪量刑。《唐律疏议·断狱律》“疑罪”条则从概念界定、司法实践罪名确定进行相关立法,此规定对古代社会化解司法活动矛盾和维护良好古代社会秩序都有重大意义。

“疑罪从无”的当代命运与规则要义

旨在人权保障的"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屡屡受阻,而"疑罪从轻"的判决却比比皆是。"疑罪从轻"备受指责,被认为是冤案的祸根。事实上,诸如赵作海等案件中"疑罪从轻"与冤案的发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既然赵作海等冤案的从轻判决是法官在明知其无罪下的无奈选择,应对之策只能是:尊重司法规律,还权于审判法官;建立判决说理机制,保证法官面对"明显疑点"案件时能够果断作出无罪判决。

“疑罪从无”与“疑罪从轻”的抉择——以一则典型刑事案例为例

司法实践中,因事实认定上的困难所导致的"疑罪"难以避免,究竟是采用"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轻",不能一概而论,"疑罪"的认定必须与犯罪构成结合起来予以判定。在此前提下的"从无"还是"从轻",需要根据已有案件事实究竟能否充足犯罪构成要件内容进行具体评判。如果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内容无法满足,则理当疑罪从无;如果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已经充足,只是就重罪或轻罪、一罪或数罪、重刑或轻刑存有争议,则理当疑罪从轻。结合刑法基础理论对案件事实进行仔细甄别,是正确进行性质认定和刑罚裁量的关键与前提。

疑罪从无在我国审判实践中的艰难展开

所谓"疑罪"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的犯罪,有罪还是无罪,罪行轻重难以确认的情况下,依照1996年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原则,实行"疑罪从无"。在现代刑法理论里,这一原则体现着"有利被告"思想,也是刑法无罪推定的思想体现。在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链条的情况下,且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这一原则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把保障人权写入了法律,这是现代司法进步和文明的真实表现。

疑罪本质探究

疑罪,牵涉实体与程序,连接理论与实务,关系人权和正义。由于通说及立法的放大效应,"事实疑罪"目前一枝独秀。罪、非罪或者疑罪,作为一个法律判断,需要将事实置于规范之下进行法律评价。得出何种结论,与事实和规范都有关系。这就需要保持疑罪问题的独立性,从法理上探讨疑罪的本质。以法学方法论为工具,循规范适用的足迹,定位疑罪的存在空间,对疑罪本质进行理性思考。事实和法律都应该是疑罪发生的原因。

论法治环境下的“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是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当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但对"疑罪"本身涵义的理解及此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司法机关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所选择的"疑罪从轻"的作法更是严重地侵犯了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疑罪从无"派生于刑事诉讼制度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应立足于被追诉人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原则的内涵。正确理解并适用这一原则是法治环境下保障人权的必然选择。

对一起典型的“疑罪从无”案件侦查过程的反思

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取得了伟大而又艰难的进步。当前,"疑罪从无"的案件普遍表现为因侦查过程中证据不足难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而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无罪的判决,因而事实上犯罪嫌疑人并非确实无罪。我国作为职权主义诉讼国家,有必要对典型的"疑罪从无"案件的侦查过程进行反思,准确地探寻侦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系统地分析侦查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深入全面地总结其对以后侦查工作的启示,对现阶段侦查事业的发展裨益良多。

疑罪不诉证明标准之理论分析——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视角

刑事证明标准是多元化和体系化的。这种多元化和体系化决定了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证明程度的要求,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而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侦查终结标准、公诉证明标准与法院的有罪证明标准基本相同。其不合理的配置是显而易见的。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应将证明标准细化,从而使其在实践中更具效率和可行性。

关于我国实行疑罪从无原则的若干思考

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司法制度,我国现行法律也确认了这一原则。要切实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必须正确理解这一原则的含义,深刻认识我国实行这一原则的重大意义,分析执行不佳的原因及探究相应的对策。

浅谈疑罪及疑罪从无原则

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但其适用尚处于初级阶段。本文就如何认定疑罪、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分析了疑罪从无原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程度及其发展前景。

疑罪不诉的证据问题探讨

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疑罪不诉证据运用中存在存在这样一些问题:(1)对疑罪不诉案件缺乏类型化的研究;(2)对疑罪不诉的适用条件存在认识误区;(3)对疑罪不诉的证据标准认识不统一;(4)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不强;(5)对疑罪不诉决定作出后发现"新证据"如何处理意见不一。对于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面的制度完善来加以解决:细化公诉证明标准、完善疑罪不诉条件、赋予辩护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建立证人保护和经济补偿制度以及证据开示制度等。

“疑罪从无”原则的西法渊源

疑罪从无是处理罪与非罪类疑罪案件应坚持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已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从罗马法探寻疑罪从无原则的渊源,发现有""嫌疑不得判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等原则,是为疑罪从无原则的雏形。另外,从罗马法中还可探寻到无罪推定、正当诉讼程序和合理的证据制度、较完备的辩护制度、限制国家公权力等相关制度和原则以及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罗马法启迪我们要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并有效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辩护制度、人道主义思想等,努力使刑法理性回归,更加注重人权保障。

试析疑罪的概念及特征

何为疑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明确规定,也无司法解释。关于疑罪的概念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因犯罪事实和证据原因,致使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或犯罪性质及罪行轻重难以确定的案件。疑罪的特征目前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可从疑罪的概念和处理原则结合起来来分析其特点,并按一定的标准来归纳疑罪的特征。

疑罪的认定标准和处理原则

:对疑罪如何处理 ,由于诉讼价值趋向不同 ,历史上曾出现过对疑罪从赦、从轻、从赎、从挂等处理方式。随着国际人权保障运动的蓬勃开展 ,资产阶级首先提出并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普遍规定了疑罪作无罪处理。我国立法者在总结正反两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吸收并借鉴了该原则。人民法院依照该原则 ,对疑罪作出生效的无罪判决后 ,即使人民检察院发现并收集到了新的、充分的证据 ,也不得简单地重新起诉和审判 。

关于疑罪案件不应起诉的法理分析

疑罪案件应否起诉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且不能回避的问题。１９７９年刑诉法对其未作规定，现行刑诉法虽作了规定，但不够明确和具体，致使学理界理解不一，实践中做法相差甚大。本文认为疑罪案件不应当起诉。

论法律疑罪的本质及克服

法律疑罪是指不同解释主体对同一刑事法律条文的含义作出了有争议的理解。法律疑罪的本质在于不同解释者个体的价值判断存在差别。为了克服法律疑罪,必须促使不同解释者在个体价值判断上的趋同。同时,当价值判断出现一定差异时,还应该存在一种说服机制,以便缩小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异。法律论证对说服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它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论证的程序;二是法律论证的一般方法。

论疑罪

对"疑罪"概念的界定,应与"疑罪"的实务语境对接。疑罪之疑,主要体现为"事疑"、"罪疑","人疑"、"心疑","审疑"、"裁疑","诚疑"、"普疑"。疑罪的处理原则应为"疑利被告"。该项原则分不同情形有"从无"和"从轻"两种要求,即,罪之成立与否存疑时,适用"疑罪从无";罪名、罪数、刑之轻重以及个别特殊情形存疑时,适用"疑罪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