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视域下疾病书写的教学设计——以《十四级台阶》为例

高校英语专业的《综合英语》教材融入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何从教材中的疾病书写中挖掘出个体的意志、情感以及社会责任意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教学设计以《十四级台阶》为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课前、课中和课后设计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的活动,将英语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引导学生在学习基本语言技能的同时进行批判性思考、创造性写作、文学素养提升和研究性学习,担当积极价值观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密洛陀古歌的疾病书写研究

密洛陀古歌的疾病—医疗书写以身心同治、神药两医为表征,呈现了布努瑶先民医疗从技术到专业分工,再到制度化与仪式化的生成过程,反映了布努瑶先民认知思维学以身体为媒介、以逻辑为导向、以美学为融通的知识模式,折射出布努瑶先民以生命为本位建构族群社会和自然生态,交织着科技、审美、民间信仰的自然、人、神三位一体的人类学精神和理念。

本·杰伦《腐败者》中的疾病书写与伦理思考

在本·杰伦荣获法国地中海文学奖的《腐败者》中,疾病意象隐喻了腐败国家的伦理混乱和小人物身处其间的伦理焦虑:以瘟疫、虫蛀说明摩洛哥的腐败体制及其危害。穆哈德的心理、身体疾病与他受贿前后的伦理焦虑存在互为因果、相互表征的关系。穆哈德从清廉者到腐败者的堕落转变,象征了摩洛哥的国家危机;而他的道德净化与腐败环境之间形成的矛盾,蕴含了作者对摩洛哥反腐斗争依然任重道远的严肃思考,彰显了文学的伦理教诲功能。

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及其精神旨趣

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有着独特的视角与精神旨趣,其笔墨倾注着对人世间生命的恒久悲悯之情。辗转曲折的人生经历、时代对同志社会的污名及书写“边缘人”的文学创作理念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促使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昭示出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质。白先勇以疾病的多种形态彰显平凡个体的生存困境,思考个体与现实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彰显出其疾病书写与文学疾病隐喻传统之间的既疏离又承续之复杂关系。白先勇笔下的疾病书写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着力对生命状态和生命悲剧真相的体认。进而言之,白先勇痛心于异性恋社会对第三性世界的文化欺凌,并指出这是对同性恋者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毁害,更是对人类自然本性的戕害。

疾病书写下城市与人的症候式分析——弋舟“人间纪年”系列小说观察

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中人的困境不再单纯囿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逐渐呈现出对物质的过分渴求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迷茫。弋舟的“人间纪年”系列小说正是基于此,将目光聚焦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多种病相和城市中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弋舟通过对人的身体病症的描述,暴露了藏匿于城市中人显性疾病下的精神隐疾,以及导致精神隐疾出现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揭示出伴随着“加速社会”而出现的城市病相及其深层病因,并由此给出基于文学维度的灵魂救赎与精神疗愈之路。

隐喻、意象与疗愈:陆游诗疾病书写的心史意义与自疗意识

超越于病理意义,陆游诗歌的疾病书写还具备心理学、文化学等价值,可视作其心灵史自述。他常借疾病的“隐喻”揭示自己具体的生活困境与生命忧思,表达对某些不容于世的性格特质的自我价值判断,以及自己长期遭谗的忧畏与压抑状态。陆诗的疾病意象如“病骥”“病马”表面上贴合其罢黜境况,内里却隐指“不平则鸣”的抗争精神;“病相如”意象关联“壮志未酬”等传统意涵,也带有贫乏、自闭等自我写照的特点;“病维摩”意象则含有超越现实与关怀苍生的双重内涵。在长期抗疾体验中,陆游极其重视创作、阅读、吟诵等“文学疗愈”功能,这些方法不仅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也为观照某些现代医学理论提供了古典“范本”。

平实·反讽·流动:戴维·洛奇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洛奇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疾病文学观照现实的传统,其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别具一格。他以平实的叙事视角考察各种疾病类型和疾病人群,勾勒出当代西方社会的疾病群像,以疾病的普遍性映射个体生存困境的常态化;以反讽的叙事手法颠覆传统疾病叙事的悲观话语,在体认患病人物生存困境的基础上传递温情与适度的希望;以流动的治疗空间呈现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展现了个体之疾与社会之疾的多维互动,彰显了洛奇具有辩证色彩的疾病治疗观。

略论佛教文化对唐诗疾病书写的影响

唐代佛教快速发展,其丰富的思想艺术文化为唐诗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息。其中,佛教义理中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关注引发诗人之重视,作为日常生活题材之一的疾病书写也逐渐增多。又因佛教是使人解脱苦痛的学说,且与医药学密切相关,诗人们在进行疾病书写时多有涉及。总的来说,佛教文化在思想观念、内容题材与意象使用三个方面对疾病书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困境与突围——论《鼠疫》中的疾病书写

加缪在《鼠疫》中深刻洞悉了瘟疫爆发下个体和群体生活以及心理的巨大变化。他用隐喻的形式深化了疾病书写的内涵,指出疾病在引发恐惧和死亡的同时也能催唤起新生的精神力量,并促成个体及群体的认知转变,包括对人本身、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多重关系的再思考和重新界定,集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由此萌生。

刘克庄书信中的疾病书写刍论

刘克庄是南宋大臣,又是诗、词、文大家,他留存的115通书信很有研究价值,这些书信中的疾病书写尤其引人注目。在他的笔下,既有对于疾病的一笔带过,也有对于病状、感受的详细记叙,体现了疾病书写在他书信中的不同功用。对于疾病,刘克庄没有避讳之感,而是选择用“书”这一文体翔实记录,勾画出一位晚年衰朽但心态旷达的老者形象,对于丰富文学史上刘克庄的晚年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呼啸山庄》中的疾病书写及隐喻

疾病,是人类生活的阴暗面,也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疾病在作家的笔下,往往具有隐喻意义。本文运用苏珊·桑塔格的疾病隐喻理论,总结了《呼啸山庄》中主人公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疾病表现,揭示其在个体和社会层面的隐喻意义。疾病的个体隐喻表现为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内省,以及对生存困境的反抗。疾病的社会隐喻则揭露社会历史背景,批判混乱的社会秩序和不公的社会制度。

疾病书写与生命困境——论毕飞宇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

20世纪90年代,毕飞宇在当代文坛崭露头角,其小说作品始终聚焦于人生旅途中层出不穷的磨难,并致力于深刻揭示人类所遭遇的生命困境。《欢迎来到人间》承续毕飞宇对人的关注,其笔下的疾病书写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文章围绕主人公傅睿遭遇的精神危机,揭示其心灵疾病和生命困境,思考个体与现实世界的矛盾。In the 1990s, Bi Feiyu rose to promin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and his novels always focus on the endless tribulations in the journey of life, and are committed to deeply revealing the plight of human life. Welcome to the World continues Bi Feiyu’s attention to human beings, and his disease writing is a flesh-and-blood life experie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Fu Rui, reveals his mental illness and life dilemma, and consider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real world.

现代性视野下曹禺戏剧的疾病书写研究

在多数作家笔下,疾病往往预示着旧时代的崩坏、旧式人物的灭亡,“各种旧式人物,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于社会的某种游离和边缘状态,他们都无法在社会的潮流中寻找到他们的位置,疾病都是他们生存状态的外在表现。因此,疾病和死亡作为‘旧’的象征,也无可辩驳地成为有利于现代性认同的书写工具”[1],然而在曹禺笔下,疾病往往与现代性人物相伴而来,成为现代性的某种特质——身体雄健却精神低幼,精神疾病反而带有进步意味。

通向中间地带——《布娃娃瘟疫》中的疾病书写

奇卡纳思想家格洛丽亚·安扎尔杜瓦提出了“中间地带”这一概念。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空间,又是改变的起点,同时也是消除二元对立、包容差异的所在。奇卡诺作家阿里汉德罗·莫拉利斯的小说《布娃娃瘟疫》是对“中间地带”概念很好的诠释。作为医生,小说中三个故事的主人公都面临着应对瘟疫的危机时刻,他们意识到殖民主义、种族和阶级歧视及由此而导致的环境问题是瘟疫滋生的根源。通过改变旧有的观念,他们消除植根于内心的种族、阶级、文化及时间二元对立观,学会接纳与包容异质元素,最终战胜瘟疫。小说通过疾病书写,呈现了引发瘟疫的社会问题及莫拉利斯所给出的解决措施。

尤金·奥尼尔《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疾病书写与伦理诉求

尤金·奥尼尔是美国戏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义。在其自传体戏剧《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奥尼尔将其亲身经历融入其中,该剧伦理关系较为复杂。这部戏剧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停留在对家庭的反思,还对整个社会环境发问,引导读者关注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认识到伦理的重要性,明白如何基于身份做出承担家庭责任的选择。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并以疾病和伦理作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人物的伦理身份、伦理选择和伦理困境,可以剖析奥尼尔的创作动机,探讨社会文明进程中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挖掘这部作品中的伦理诉求。

试论沈周诗歌中的疾病书写

沈周是明代中期的文学家,其诗集里有许多疾病书写。沈周疾病书写的创作契机受自身及亲友患病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其疾病诗歌创作中药物、手杖等典型疾病意象,反映出沈周疾病诗歌中细腻真实、生动趣味的语言特色。此类疾病诗歌思想意蕴更是流露出其对生命意识、时间意识的思考。

方法、表征与容器:后疫情时代中国台湾爱情片中的疾病书写

中国台湾电影正处于类型突破与创新的阶段,而疾病书写在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台湾爱情片中逐渐凸显。其一,疾病书写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既是情节推进的动因又促进了中国台湾爱情片“悲喜两极”情动模式的形成;其二,疾病作为一种身体表征,完成病痛体验的视觉化描绘的同时,也进行了身体与世界的关系探讨;其三,疾病作为一种容器,既表现情感与欲望的畸变心理,又承载着对社会文化的质询。总之,疾病书写为中国台湾爱情片的类型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论柔石《二月》中的疾病书写

“疾病”因其独特的隐喻意义而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青睐。在《二月》中,柔石一方面通过书写文嫂、陶岚和萧涧秋的命运来展现疾病生成与物质困顿、礼教文化以及时代背景的关系。另一方面柔石又将萧涧秋作为自己的人格化身,以人道主义以及启蒙主义作为药方,对文中的“患者”展开疗治。疗治的失败扯碎了知识分子“医者”的高傲,他们不得不面对自身也是“患者”的现实。医人与自医的双重失败不可避免地将他们导向了求医的过程。

清代女词人贺双卿词的疾病书写

清代女词人贺双卿身染疟疾,饱受折磨。她将“疾病”作为重要书写对象,使之与自身短暂悲苦的人生经历甚至社会、时代相结合,从个人身病、女性心病、社会弊病三个维度,书写人生体会与感悟,又融入独特的伤春情怀。其创作是来自农妇的声音,从抒情角色、思想内容看,可谓清代女性创作繁荣的表现。

折磨亦陪伴,绝望与希望——论横光利一《春天乘着马车来》的疾病书写

《春天乘着马车来》是横光利一“病妻三部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小说以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为素材,以疾病所带来的切肤之痛为感触,表达了横光对亡妻无尽的哀悼与思恋。实际上,疾病非但未击败横光,反而为他带来了慰藉与希望。通过疾病书写,横光疏导了心中的痛楚,平复了心理的创伤,走出了创伤的阴霾,使生命超凡脱俗,实现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