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期小说中的新文学自觉——历史语境、病态书写与启蒙局限

从郭沫若早期创作的小说来看,“五四”知识分子对于“个人”精神病态进行的追摹,显现出了特有的新文学自觉。另一方面,病态人物的生成本身亦内隐着“五四”启蒙的某些困境。就中国近现代历史而言,基于西方所建构的文明标准,“病人”的指称几乎宿命地被附在了当时的国人身上,带着弱国观念的“个人”也因此陷入自我身份认同的泥淖当中。从更深一层来看,病态书写不啻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个人”启蒙力量的重新审视;但惋惜的是,这种本身犹疑不定的对于“自我”的审视并不能够冲破知识分子所处的困境,反而成为时代历史的余音而被遗留了下来。

从文学治疗看《庄子》病态书写

治疗可谓是文学最原初、最基本的功能,文学的治疗功能即在于维系作为文化动物的人的身心健康和精神生存。借助文学治疗理论透视《庄子》对社会与个体之病态的书写,乃是重新诠释梦、气、时、命及心斋、坐忘、语言、知识等重要议题之实践价值的可行路径,如以无用之用缓解肉体损伤,又以绝圣弃智反抗精神绝望,即是《庄子》为人类身心治疗作出的致思努力。文学治疗理论还可视作一种文本批评方法,而将其用于现代社会中的疾病疗救,则是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在疾病中细诉现实的沉痛--论废名短篇小说的病态书写

废名的创作风格,冲淡中隐含沉郁,小说里的疾病书写给桃源迷梦增添了沉郁的意味,成为废名关注、针砭现实世态人情的独特路径。病人的悲剧,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隐忧;怪异又卑微的病人形象,反映出冷漠无情的社会关系;精神病态的人物用规避式的反抗面对政治生活,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其正面色彩。尽管这三种病态书写在叙事策略上各有差异,但都是映照社会现实、透视人性的一面镜子。它们满载着现实的苦痛,为小说灌注了沉郁愤懑、悲观颓丧的病态风格。

《艾格尼丝·格雷》中的病态书写与道德言说

《艾格尼丝·格雷》是安妮·勃朗特的第一部小说。小说中的病态书写展示了安妮对个体生存困境的关注和对时代裂变的思考,折射出19世纪英国家庭、社会、教会中存在的精神困惑和伦理危机,体现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情怀。小说中的道德言说表达了安妮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诉求,反映了她对改善病态的社会现实所做出的努力,构成了作品的伦理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