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族何以数字成瘾?——老年人数字体验的现象学研究

随着数字智能设备和互联网的普及,在跨越数字“接入沟”和“技能沟”后,老年人数字成瘾问题随之而来,影响其身心健康。剖析老年人数字成瘾的深层成因是解决成瘾问题的前提,具有重要意义。以津、冀两地28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法,围绕老年人数字成瘾的亲身体验与直观感受收集数据,并立足老年人视角,运用解释现象学的方法加以分析阐释。研究总结出老年人ICT设备使用及数字成瘾现状;得出老年人数字成瘾的多种体验,从“时空、物、精神情感、关系”四个维度还原数字之“瘾”的本貌;结合已有研究与相关理论,讨论老年人数字成瘾的内涵、生理机制、行为与社会机制、数字“脱瘾”问题,为解决老年人信息实践问题和构建精准信息服务对策提供参考。图1。表2。参考文献86。

网络成瘾对大学生学业压力的影响:睡眠质量与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运用日志法调查了153名大学生,采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睡眠质量和自我控制在网络成瘾与大学生学业压力关系间的中介机制。结果发现:(1)早期测量的网络成瘾能够预测后来测量的总体学业压力、睡眠质量和自我控制水平;(2)自我控制能够独立中介网络成瘾与学业压力间的关系;(3)睡眠质量和自我控制能够序列中介网络成瘾与学业压力间的关系。本研究结果提示,可以通过预防和干预网络成瘾减轻大学生感知的学业压力,对于有学业压力的网络成瘾大学生,可以通过提高睡眠质量等方式增强其自我控制资源,来缓解他们的学业压力。

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对无意识拖延的影响:注意控制的中介作用和手机自我扩展的调节作用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武汉市两所高中866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对其无意识拖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智能手机成瘾正向预测无意识拖延;(2)注意控制在智能手机成瘾和无意识拖延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手机自我扩展调节了智能手机成瘾对注意控制的影响。具体而言,智能手机成瘾对高手机自我扩展的青少年分心抵抗的负面影响更大。结果支持拖延的元认知模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现实启发。

大学生错失焦虑、自我损耗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分析

目的:探讨大学生错失焦虑、自我损耗与手机成瘾的关系。方法:采用错失焦虑量表、自我损耗量表和手机成瘾量表,对1586名大学生进行团体施测,采用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1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错失焦虑与手机成瘾、自我损耗显著正相关(r=0.59,0.44;P<0.01);自我损耗与手机成瘾显著正相关(r=0.62,P<0.01);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错失焦虑不仅直接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β=0.59,P<0.01),还通过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手机成瘾(β=0.39,P<0.01),中介效应占比33.90%;3对错失焦虑—自我损耗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可分为3种类别:低焦虑低损耗型(35.56%)、中等焦虑中等损耗型(51.14%)、高焦虑高损耗型(13.30%);3种潜在类别在手机成瘾上的得分具有显著差异(F=461.20,P<0.001)。结论:自我损耗在大学生错失焦虑与手机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错失焦虑—自我损耗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具有明显的分类特征且与手机成瘾关系密切。

食物成瘾及其神经环路调控机制

食物成瘾是指人们对某些特定食物(高度加工、可口、高热量的食物)的依赖性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并表现出一系列成瘾样的行为学变化,具有强迫性、长期性和反复性的特点。食物成瘾可引起肥胖症,而且是大部分人不能维持减肥效果或坚持限制性饮食以保持健康体重的核心因素。深入理解食物成瘾及其神经生物学机制,将为干预食物成瘾以改善肥胖提供准确的靶点。食物成瘾的诊断标准是耶鲁大学食物成瘾量表,而食物成瘾的动物模型为小鼠食物自我管理模型。外侧下丘脑-腹侧被盖区-伏隔核神经环路、腹侧被盖区-前边缘皮质-伏隔核神经环路和外侧隔核-结节核神经环路是调控食物成瘾的关键神经环路机制。

网络内容成瘾及其消费用户的量化

Goldberg基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于1994年提出网络成瘾,也称病理性计算机使用。Goldberg把网络成瘾描述为一种有害的应激机制,它会导致人们过度使用互联网,从而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网络成瘾进行了研究,Young提出,网络成瘾是一种没有任何成瘾物质的情况下,人们沉迷于某种特殊的社交媒体而产生的行为。长时间沉迷网络会对网络产生心理依赖,并转化成上网行为的不可控制,任何令人沉迷的或过度从事的行为均可被认为是成瘾。

针刺治疗可卡因成瘾机制中刺激方式的研究概述

可卡因作为一种广泛滥用且高度成瘾的药物,严重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和经济负担。针刺能辅助治疗可卡因成瘾,并且副作用较小,但明确的刺激方式,是阐明针灸治疗疾病各机制的重要因素。本文概述了可卡因成瘾机制中刺激方式存在参数不同、针刺深度不固定、穴位选择有差异、治疗时机前后有别、针刺时间长短不一等问题。为了规范针灸实验的干预措施,建议在今后机制研究中,刺激方式应探索最佳参数,穴位的选择以临床为基础、针刺时机应符合客观性、疗程应考虑针刺效应等。

父母干预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倾向的关系

目的:探讨父母干预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倾向的关系以及自我控制在其关系中的作用。方法:选取553名高中生,采用父母干预问卷(中文修订版)、网络游戏成瘾量表(IGDS9-SF)、青少年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DMSC-S)分别评估父母积极干预、限制性干预、网络游戏成瘾倾向以及青少年自我控制冲动系统、控制系统,采用SPSSPROCESS程序进行中介作用检验。结果:父母限制性干预得分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倾向得分负向关联(β=-0.14,P<0.001)。自我控制得分在父母积极干预得分与网络游戏成瘾倾向得分间起独立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09,95%CI=-0.09~-0.01),在父母限制性干预得分与网络游戏成瘾倾向得分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04,95%CI=0.00~0.07)。结论:父母积极干预和限制性干预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倾向有关,自我控制可能起部分中介作用。

正念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神经质和无聊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正念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及神经质和无聊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采用五因素正念量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的神经质分量表、短式无聊倾向量表对64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正念能直接负向影响手机成瘾倾向,还可以通过神经质和无聊的并列中介和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手机成瘾倾向。启示提升大学生正念水平,降低神经质和无聊情绪,对于防治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具有积极作用。

网络游戏成瘾患者脑功能异常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目的采用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ReHo)和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相结合的方法探究网络游戏成瘾(Internet gaming disorder,IGD)患者静息状态下的脑局部固有连接的改变。材料与方法对44例IGD患者和49例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 state-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检查。计算并比较两组的ReHo值,以检测IGD患者脑内局部连接的改变;以ReHo值异常的脑区进行功能连接,以得到不同脑区间连接性的改变。采用网络成瘾测试(Internet Addiction Test,IAT)评估IGD的严重程度。Pearson相关分析用于评估具有ReHo改变的脑区域与IAT评分之间的关系。结果IGD组双侧内侧额上回、双侧背外侧额上回、左侧辅助运动区、右侧额中回ReHo增加;左侧枕下回、左侧枕中回、左侧舌回、左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左侧梭状回、左侧颞上回以及左侧小脑ReHo值减低(体素水平P<0.005,团块水平P<0.05,高斯随机场校正)。IGD组右侧背外侧额上回与右侧额上回、双侧辅助运动区、右侧中央前回的功能连接性增加(体素水平P<0.005,团块水平P<0.05,高斯随机场校正)。此外,左侧距状裂周围皮层ReHo值与IAT评分呈负相关(r=-0.340,P=0.024)。结论在前额叶皮层、颞枕叶皮层局部连接发生改变,可能表明IGD的认知控制和奖励处理以及视觉、听觉网络已受到影响。此外,左侧距状裂周围皮层ReHo值与IAT评分呈负相关,可能为IGD的神经病理机制提供新的认识。

童年早期情感受虐与青少年早期手机成瘾水平:一般与社交焦虑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

基于844名初一学生自陈问卷数据(平均年龄13.21岁,男生53.00%),考察了童年早期情感受虐与青少年早期手机成瘾的关系,检验了青少年一般与社交焦虑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发现一般焦虑可中介情感虐待和忽视与手机成瘾的正向联系,社交焦虑只中介了情感虐待与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手机成瘾的正向联系。与手机使用相关的教育工作应重点关注有早期情感创伤的青少年,尤其是其家庭经济地位和焦虑情绪的作用,以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干预。

负性情绪在父母拒绝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究父母拒绝对精神专科医院门诊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及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方法:于2021年5月~2023年5月对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青少年门诊中的207名青少年进行调查,使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项版(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14项版(HAMA-14)和网络成瘾量表(IAT)进行施测。结果:①父母拒绝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r=0.26,P<0.01)、与抑郁显著正相关(r=0.16,P<0.05)、与焦虑显著正相关(r=0.15,P<0.05);抑郁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r=0.32,P<0.01);焦虑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r=0.31,P<0.01)。②父母拒绝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31;抑郁是父母拒绝和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中介变量,效应值为0.05;焦虑是父母拒绝和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中介变量,效应值为0.04。结论:父母拒绝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而且可以分别通过抑郁和焦虑间接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

组织关怀对护理本科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护理本科生组织关怀、自我控制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关系,为预防和改善护理本科生手机成瘾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组织关怀氛围问卷(OCCQ)、自我控制量表(SCS)和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评估900名护理本科生组织关怀程度、自我控制能力和手机成瘾倾向。结果900名护理本科生中,存在手机成瘾者314名,占34.89%。护理本科生MPATS评分与OCCQ评分、SCS评分均呈负相关(r=-0.156、-0.468,P<0.001);OCCQ评分与SCS评分呈正相关(r=0.152,P<0.001)。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表明,自我控制在组织关怀与手机成瘾倾向间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4.07%。结论护理本科生手机成瘾倾向患病率较高;自我控制在组织关怀与手机成瘾倾向间具有中介作用,组织关怀能直接或间接降低护理本科生手机成瘾倾向。

神经质人格对护理本科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压力知觉和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

背景手机成瘾对大学生产生许多不利影响,如抑郁、焦虑、注意力涣散、认知障碍和睡眠障碍等。护理本科生是临床护理工作的重要后备力量,其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对未来的护理工作质量和护患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目的探究神经质人格与护理本科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通过构建链式中介模型,考查压力知觉和自我控制在神经质人格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作用路径。方法于2023年2月―3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陕西省西安市10所高校共900名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中的神经质分量表、压力知觉量表(PSS)、自我控制量表(SCS)以及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分别评定护理本科生的神经质人格、主观压力、自我控制能力和手机成瘾倾向。运用SPSS宏程序Process 4.1中的model 6检验压力知觉和自我控制在护理本科生神经质人格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①在900名护理本科生中,检出存在手机成瘾倾向者314人(34.89%)。②护理本科生EPQ-RSC神经质分量表评分与PSS总评分和MPATS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400、0.287,P均<0.01),与SCS总评分呈负相关(r=-0.364,P<0.01);MPATS总评分与PSS总评分呈正相关(r=0.362,P<0.01),与SCS总评分呈负相关(r=-0.468,P<0.01);SCS总评分与PSS总评分呈负相关(r=-0.515,P<0.01)。③压力知觉和自我控制分别在神经质人格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056、0.065,效应量分别为19.72%、22.89%);压力知觉-自我控制在神经质人格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为0.064,效应量为22.54%)。结论神经质人格、压力知觉和自我控制是护理本科生手机成瘾倾向的重要影响因素,神经质人格不仅直接影响护理本科生手机成瘾倾向,还可以通过压力知觉和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手机成瘾倾向。

锻炼积极体验与老年人手机成瘾交叉滞后研究

对江西省、湖南省、贵州省和重庆市等省市859名平均年龄67.50岁的老年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研究锻炼积极体验与手机成瘾之间的相互关系与预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锻炼积极体验与手机成瘾两变量在时间和性别上差异不显著;锻炼积极体验与手机成瘾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前测的锻炼积极体验能显著负向预测后测手机成瘾;前测的手机成瘾对后测的锻炼积极体验的预测作用显著.老年人的锻炼积极体验与手机成瘾行为皆具稳定性,锻炼积极体验与手机成瘾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行为异化测评、检出率及干预建议——超越成瘾病理学模式的新视角

成瘾病理学模式的电子产品使用行为现有研究既不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也未能解决青少年在使用电子产品时造成的社会功能损伤这个关键问题,其研究结果呈现碎片化趋势。从适应和发展的角度,提出“电子产品使用行为异化”这个概念并阐述其鉴别的理论框架,编制《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行为异化量表》,对512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行为异化是一个包括妨碍睡眠的异化、妨碍工作(或学习)的异化、妨碍线下社交的异化的三因子结构模型;《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行为异化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测评性能相比网络成瘾诊断更具有全面和精准的优势;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行为的总体异化、妨碍睡眠的异化、妨碍工作(或学习)的异化和妨碍线下社交的异化的检出率依次为9.8%、7.2%、6.8%和1.6%。因此,促进良好睡眠和工作(或学习)功能的达成是当前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行为异化干预的重点所在。

符号互动论视角下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原因探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已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网络的普及与对其依赖性的增加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网络成瘾问题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符号互动论的视角,从主体维度、内容维度、行为维度、环境维度深入分析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成因,关注大学生不断提高的互动需求、家庭主体减少互动频次、网络互动成本较低、新时代已转变的互动方式这四大方面,从社会工作视角提出建议,以期为预防和干预大学生网络成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手机成瘾动力学模型的定性分析

根据手机用户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员转移关系,文章构建了一个手机成瘾动力学模型.首先,计算了模型的基本再生数和两个平衡点.其次,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非负平衡点和唯一正平衡点是全局渐近稳定的.最后,用数值算例验证了相关结论的正确性.

微粒社会下青少年手机“软瘾”现象的批判性分析

随着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科技产品在大众生活中的全面渗透,当代青少年群体中出现了以手机依赖为典型特征的“软瘾”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身处微粒社会中的青少年应对闲暇时所选择的一种拟真化生活方式,用于维持本体安全感以及构建自我认同。未来可通过心理调适、技术改进以及丰富具身体验等途径,引导青少年群体向着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转变。

Wilson病患者冲动性对数字成瘾倾向的影响及相关因素

目的探讨Wilson病(Wilson disease,WD)患者冲动性对数字成瘾倾向的影响及其相关因素。方法纳入66例WD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临床表现分为脑型组42例、肝型组24例。采用网络成瘾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test,IAT)评估患者网络成瘾倾向,总分>50分界定为具有网络成瘾倾向;使用Barratt冲动量表中文版(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11version,BIS-11-C)评估患者冲动性;手机依赖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MPAI)评估对手机使用的依赖程度;通过颅脑MRI检查患者病变脑区的部位和累计频次。结果66例WD患者中有数字成瘾倾向者45例(68.2%),其中脑型组中35例(53.0%)、肝型组中10例(15.2%),两组成瘾倾向者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脑型组患者在BIS-11-C、MPAI量表多项因子分上高于肝型组(P<0.05)。所有患者MPAI量表中失控性因子分与BIS-11-C量表中的注意力冲动性因子分(r=0.499,P=0.001)、运动冲动性因子分(r=0.553,P=0.001)、无计划冲动性因子分(r=0.535,P=0.001)、冲动控制总分(r=0.653,P=0.001)正相关。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注意力冲动性因子分与额叶病变(B=-1.634,P=0.018)相关联,失控性因子分与额叶病变(B=-3.609,P=0.023)相关联,戒断性因子分与丘脑病变(B=-5.047,P=0.007)、额叶病变(B=-2.204,P=0.024)相关联,逃避性因子分与顶叶病变(B=-1.867,P=0.032)相关联,低效性因子分与壳核病变(B=-1.789,P=0.016)、额叶病变(B=-1.592,P=0.044)相关联。结论脑型WD患者较肝型有更高的数字成瘾倾向,数字成瘾倾向与冲动性相关。WD患者的数字成瘾倾向可能与壳核、丘脑、额叶等多个脑区病变引起的冲动控制障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