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闻鼓制度”中的情理法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法观念就是一个复合的、多元的观念体系。一说到法,中国人很自然地把它看成是"法上之法"("天理"、"礼")、"法中之法"(律条、律例)、"法外之法"(伦常之情、人之常情)的总和,严格意义上的法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处于相当次要的地位。纵观登闻鼓制度在中国几千年封建诉讼法史上的发展演变,便会发现这项制度之所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究其原因,与其符合根植于百姓心中的天理、国法、人情思想密不可分。

金朝登闻鼓制度初探

金朝海陵正隆前后,参照北宋登闻鼓制度并加以革新,分置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登闻鼓院除章宗朝短暂成为独立机构外,其与登闻检院一直隶属于御史台,职掌监察、受理上诉和言谏等事宜。登闻鼓机构主要由进士出身、品行端正及有地方工作履历的官员充任。在政务运作上,登闻鼓机构承担进状受理和转呈,接收的进状并非全交皇帝审理,也有部分由御史台、尚书省和翰林学士院负责。金朝统治者为强化皇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赋予登闻鼓机构监察台省的政治功能,将其作为一条下情上达的新信息渠道,以此达到对御史台、尚书省制约和监督作用。

登闻鼓直诉制度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

登闻鼓制度开通了一条联系国家与社会的渠道，使下层受冤人民有处申冤，若各级官员都徇私枉法，下层人民可逐级上访，直到最高一级。登闻鼓的作用是广盲事之路，讥切人主，有补于政。中华法系解体之后直诉制度便不复存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了类似于直诉制度的信访制度。可以明显地看到现行信访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皇帝们如何处理“越级上访”

朱元璋鼓励越级上访、越级打击,并不是真正要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而是将其视为治官的一种方法,巩固朱家王朝的一种手段。其中很多做法本身已经逾越了法律,是＂法外之法＂,可能收一时之效,但注定不能解决官民之间的根本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