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文密宗经典《白伞盖经》初探

《白伞盖经》是藏传佛教中十分重视的密宗经典,最早译自于吐蕃时代。目前,发现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白伞盖经》有两种译本;后弘期编纂的藏文《大藏经》中有四种译本,本文重点对《甘珠尔》中的各译本之间及与敦煌本之间进行了比对,分析相互之间的关联。同时,通过解读《白伞盖经》的内容,探讨《白伞盖经》之所以受到吐蕃社会重视的原因。

西夏文《白伞盖佛母总持发愿文》考释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HHB.No.7589西夏文《大白盖母之总持诵顺要论》实际上包括四个部分:《大白盖母之总持诵顺要论》、《白伞盖佛母总持启请偈》、《圣如来一切之顶髻中出白伞盖母余无能敌者回遮明咒大荫王总持》以及出家僧咩布慧明为重新雕印此陀罗尼经所作的施经发愿文,文献的主体实际上是第三部分的陀罗尼经。本文主要讨论了其中的施经发愿文,在全面释录的基础上加以汉译和注释。这是西夏佛教史料中难得多见的一则由僧人舍财雕印佛经的资料。

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及发愿文考释

全文翻译新见西夏文残经卷,确定经名为《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及'大白伞盖总持赞叹祷祝偈',其刻印时代为蒙古乃马真称制时期。西夏时期已翻译此经,残偈与智真译汉文本比较,内容相同,应为同源。智真应为西夏僧人,而非元朝人。发愿文中的'太子'为窝阔台第二子、镇守西凉的阔端。他印施藏文、西夏文和汉文三种文字的藏传佛教经典,证明他接受并弘扬藏传佛教,为此后不久与藏族宗教领袖举行的凉州会谈做了宗教信仰方面的准备和铺垫。

敦煌白伞盖信仰及相关问题

众所周知,大白伞盖信仰在藏传佛教中十分盛行,从吐蕃时期开始这种信仰就已流传,保留在历史上的造像极多。汉传佛教也曾流行过白伞盖信仰。通过其译经和敦煌地区当时流行的白伞盖抄本及印画得知,至少在8世纪汉地白伞盖信仰就已广泛传播,大量的"置伞文"也说明民间的白伞盖信仰曾十分普遍。而早期汉地流行的白伞盖信仰的印画或奉伞仪式不是以不空译本为依据,而是以更为通俗的不空本的注释本和8世纪编纂的伪经《大佛顶首楞严经》为依据。汉藏供奉的白伞盖样式也有所不同。

敦煌汉藏文《白伞盖经》写本考察与关系探究

《白伞盖经》属密教持明密典中的佛顶经类经典。敦煌藏经洞保留了众多汉藏本《白伞盖经》及其相关的密教仪轨资料,其中藏文写本尤为突出。目前敦煌所出藏文本《白伞盖经》至少存两种译本系统,代表写本分别为P.t.83、P.t.98。与各版本藏文大藏经中所收的《白伞盖经》相比,敦煌藏文本《白伞盖经》作为满足信徒宗教活动及信仰诉求的经典,其现实功用更明显,具有强烈的祈愿性质。同时敦煌汉藏译本《白伞盖经》在内容上有紧密联系。

11-15世纪佛教艺术中的神系重构(二)——以白伞盖佛母为中心

白伞盖母具有多种化身,对应不同的文本描述,进而可追溯到不同的宗教修行实践。近年来新材料的陆续发现或公布,不断推动着白伞盖信仰的进一步考察。八思巴在《白伞盖母成就陀罗尼念诵法》(1275)中描述了观想千面千手百千俱胝眼、三面六臂、一面二臂共计三种形象,并归结于观修的[广]、中、略。然而诸化身之间并非简单的省略或增生关系:千面者植根于白伞盖经的简单描述,三面者与一面二臂者则别有渊源,前者部分与无能胜母融通,后者则是伞盖的人格化。11-15世纪跨地区、跨人群的文化交流使得佛教艺术呈现出繁荣景象,神系的重构相当普遍且各具特点。不同源头的神灵被聚合到一个名号之下,便是本文总结出的规律之一。

白伞盖佛母：汉藏佛教的互动

迄今为止,在1267元世祖忽必烈以佑国所举行的白伞盖佛母仪轨仍然被认为是汉地白伞盖佛母崇拜的起源。但是查阅《大藏经》和敦煌汉文写本可以看出,白伞盖佛母崇拜之主要经典在8世纪已经在中国广为人知。由于白伞盖佛母具有特大的保护力量,类似于忽必烈汗14世纪举办的仪式在8—10世纪的敦煌地区已曾在汉人中流传,但这种传统随后在汉地衰落下去了。由于《白伞盖陀罗尼经》组成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七卷的核心部分主旨也发生了改变。到元代和清代,白伞盖佛母护国的传统在汉地再次得到恢复。

凉州会盟与西夏藏传佛教--兼释新见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发愿文残叶

本文通过对新发现的阔端时期的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发愿文残叶的研究,厘清了西夏《大白伞盖陀罗尼经》的来历,发现了西夏文译本的译者及此前未见记载的西夏帝师和国师,也补充了西夏灭亡后此经在凉州地区不止一次刻印、流传的经过,特别是真实地记载了阔端信奉藏传佛教,拜藏传佛教高僧等觉金刚国师为师,为"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铺垫了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基础,西夏时期接受、发展藏传佛教对"凉州会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宫大白伞盖佛母信仰探析

清代宫廷对白伞盖佛母的崇拜出现了显著的发展,特别在乾隆时期,除在宫中大量制作白伞盖佛母像外,还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各大寺庙制作供奉精美的绘画和雕塑,甚至专门兴建寺院来供奉白伞盖佛母像。其信奉目的和崇拜方式等方面的特点,目前尚很少有专门的论述见诸文献。本文借助清宫档案及现存清代原状佛堂内白伞盖佛母的陈设情况,试图说明清代宫廷是将白伞盖佛母作为重要的福寿保护神来供奉的,并不是简单地继承元代的信仰传统而是另有传承和发展。

国家博物馆藏“雪堆白”大白伞盖佛母造像探析

本文通过对罗布林卡藏品的比对研究,认为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鎏金大白伞盖佛母可能为"雪堆白"造像,并深入介绍了"雪堆白"造像工场的历史和大白伞盖佛母信仰的渊源,以及历史上众多大白伞盖佛母形象的分布与地域特征。

故宫博物院藏四体合璧泥金写本《白伞盖仪轨经》考略

清代宫廷佛教文化昌盛,佛经作为佛语之代表,兼备唪诵与供奉价值。在清代诸帝王的旨意下,由内府造办了大量佛经,其中部分以泥金书于磁青羊脑笺之上,成色充盈,两相映衬,极尽奢华。四体合璧的形式于乾隆年间颇为流行,故宫珍藏的《白伞盖仪轨经》即其中一种,笔精墨妙,具有皇家写经的典型特色。

遼代慈賢譯《白傘蓋陀羅尼》韻母對音研究

慈賢是遼代譯經僧人,通過對他翻譯的密教經典中的譯音字進行對音分析,可以觀察遼代北方漢語的某些語音特徵。本文在向筱路(2018)的基礎上,對慈賢譯《白傘蓋陀羅尼》的韻母對音情況進行研究,認爲慈賢譯經所據的漢語具有如下主要特點:舌尖前元音可能已經産生;宕攝入聲字出現文白異讀;中古的重韻已經混同;三等字和四等字都有i介音;入聲韻尾弱化,-k尾保存得較好。由於教派傳承等原因,慈賢對音有沿襲唐代不空對音的情況,例如宕梗兩攝韻尾消變等,這需要我們在研究時將其剥離出來。

《夷坚志》与南宋江南密宗信仰

密宗作大乘佛教的一个派别传入中国 ,经过一个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 ,在唐代开元年间鼎盛一时 ,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许多学者认为 :由于密宗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 ,它在开元之后不久 ,很快就夭折了。其实 ,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密宗并没有因为武宗灭佛而消亡 ,它在民间依然拥有大量的信徒 ,时至宋代依然如此 ,特别是在江南则更为兴盛 ,洪迈《夷坚志》

武威亥母洞遗址出土的两件西夏文献考释

武威亥母洞遗址出土的一批西夏文献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其中的《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以及一组陀罗尼和陀罗尼经的汇编进行了考释。文章首先考证出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译自藏文,大致可与北京版《西藏大藏经》No.202勘同,但有出入,应该还有一个与此西夏文本比较接近的藏文本。其次将其中一组汇编在一起的陀罗尼和陀罗尼经集的残存部分逐一考察清楚,它们分别是《佛说解百生冤结陀罗尼经》、《净除业障总持》、《净恶趣总持》及《缘生咒颂》,暂拟题为'陀罗尼集经'。

《俄藏黑水城文献(29)》出版发行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编著的《俄藏黑水城文献(29)》,2019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共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西夏文佛教文献约110余号170余篇。这些文书有刻本、写本,装帧形式有卷子装、蝴蝶装、册页装等,卷首多见精美的木刻佛画,如《诵大白伞盖母之总持要门》等,而《金刚修习智火烧施要门》等又体现了以佛统民的西夏社会对佛教的理解与诠释。

白塔寺馆藏八幅清代唐卡的风格及来源初探

在元、清两朝皇家寺院白塔寺的具六神通殿内,展出有八幅清代勉萨画派唐卡。这八幅唐卡尺幅巨大、用料考究、内容丰富、笔法精细,在现有全部唐卡文物中也堪称精品,令来馆参观的各界人士驻足长观、赞不绝口。虽然这八幅唐卡上没有款识,但通过分析其艺术特征,并结合白塔寺在清代的宗教地位,我们可以将这八幅唐卡的艺术风格归属为北京宫廷风格。那么,这八幅唐卡展现了哪些北京宫廷风格的艺术特征?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15册)目录

敦煌藏文文献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8—10世纪吐蕃和中原历史、文化的最主要资料,但由于大部分收藏于英法等国,学者只能依靠缩微胶卷进行研究,完整的纸面出版物的问世,对推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本、全面了解藏族历史、诠释藏族文化、认知藏汉文化的双向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自2006年开始,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及英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2006年以前。

人似秋鸿来有信——六世班禅东行前乾隆宫廷与扎什伦布寺交往之实物与史实

本文运用《六世班禅传》等汉藏史料及清宫档案,结合现存实物,揭示了乾隆四十四年以前宫廷与扎什伦布寺在艺术、宗教领域的频繁交往与互动。扎什伦布寺的艺术风格和作品为乾隆皇帝所推崇喜爱,并在宫廷中产生出新的样貌,进而反哺藏地;乾隆皇帝的宗教信仰在扎什伦布寺同样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些史实揭示了此间汉藏交流更为全面真实的面貌,为藏传佛教艺术史研究提供了年代明确的依据。

雍和宫藏北京风格唐卡初探(上)

有清一代,由于历任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崇奉和汉藏两地交流的日趋频繁,使藏传佛教在北京地区得到大力弘扬,西藏地区独有的绘画艺术形式——唐卡艺术也随之在京城蓬勃开展。这些在北京地区绘制的唐卡作品除了部分由内务府造办处所制作的御制唐卡作品外,绝大多数来自于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及寺院周边画坊。其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北京地方特色,被后世众多专家学者冠以＂北京风格＂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