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台北人》的“神圣空间”

白先勇《台北人》的表现主题除了以“今昔之比”为主要内容的时间主题外,还有一个更为本质且少有人关注的空间主题,此空间主题可称之为“神圣空间”。在《台北人》中,白先勇通过“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使空间成为一种具有表现力的积极因素,空间不仅是时间的标识物,而且还是推动时间之流的“框架性的事物综合体”。这导致“今昔之比”的表现内容最后却落实为两个空间的对比,在此基础上,“神圣空间”主题得以凸显和确立。《台北人》叙事中存在着“神圣空间”/“世俗空间”互相比照的空间结构。在此结构中,“神圣空间”是小说人物灵性存在的关键所在,当人物被“贬谪”入“世俗空间”,其灵性以及与灵性相关联的美好品质便趋于消亡。小说人物的塑造就是围绕此“神圣空间”主题而展开。

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及其精神旨趣

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有着独特的视角与精神旨趣,其笔墨倾注着对人世间生命的恒久悲悯之情。辗转曲折的人生经历、时代对同志社会的污名及书写“边缘人”的文学创作理念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促使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疾病书写昭示出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质。白先勇以疾病的多种形态彰显平凡个体的生存困境,思考个体与现实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彰显出其疾病书写与文学疾病隐喻传统之间的既疏离又承续之复杂关系。白先勇笔下的疾病书写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着力对生命状态和生命悲剧真相的体认。进而言之,白先勇痛心于异性恋社会对第三性世界的文化欺凌,并指出这是对同性恋者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毁害,更是对人类自然本性的戕害。

叙事理论视角下小说的翻译策略——以白先勇《游园惊梦》为例

《游园惊梦》是著名短篇小说家白先勇先生的作品。该作集历史与现实于一体,技巧上融中西于一炉,意蕴丰富,可谓短篇小说的典范。本文以莫娜•贝克(Mona Backer)的叙事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游园惊梦》英译本的案例分析,深入探讨了翻译叙事构建的四个原则:时空构建、选择性挪用、标志性构建和参与者重新定位。通过对这些原则的研究,文章揭示了翻译策略在译文中的巧妙应用,并详细分析了译者如何通过这些手段构建译文的叙事结构,使之更好地满足目标读者的期望。

传统复兴与中国经验——海外视野下的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改编与传播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是由著名海外华文作家白先勇主持制作的戏剧精品,自问世以来好评如潮。其成功与白先勇在海外视角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把握当下时代脉搏、重塑古典美学中国的文艺复兴理念息息相关。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汇聚两岸三地艺术精英,打造了一个文艺复兴的舞台艺术精品。从《牡丹亭》的艺术改编来看,具有鲜明的琴曲书画、舞台空间等多种艺术形式跨界、现代和传统、高雅表达与底层文化相融合的特点,体现出了“昆曲新美学”的追求,这一艺术追求与白先勇横跨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游走大洋彼岸、对古典创新的深刻体察密不可分。从青春版《牡丹亭》的传播来看,团队坚持原班人马,借助国际化视角下的大学场域、公共空间、视觉文化设计、精准定位受众群体等手段,青春版《牡丹亭》成为继梅兰芳之后最盛大的中国戏曲事件,还传播到美国、英国、希腊、新加坡等国家,十多年来在国内外演出近400场,掀起了“昆曲热”“古典文化热”。青春版《牡丹亭》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为复兴中国民族文化、重塑古典美学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

空白与充盈——论白先勇《台北人》的叙事策略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处处充满着“空白”的叙事艺术。在叙事视角方面,小说视角转换灵活多变,运用缺乏心理描写的全知视角,采用有距离的旁观者视角,以视角的遮蔽造成小说的“空白”;在情节设置方面,作者常进行情境化的写作,对部分故事情节进行隐没,同时采用开放式的结尾增加小说的“空白”张力;语言运用含蓄节制,但又能形成四两拨千斤的巨大情感力量。同时,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象征暗讽和细节让文章在“空白”之余反而更有内涵,让“空白”不至于沦为虚无。

时代曲与救亡歌——白先勇小说影视化过程中的音乐修辞

音乐修辞是以修辞学原理分析音乐表达的一种理论视野。但在影视文本中,音乐修辞所拓展的叙事功能常常被忽略。本文选取白先勇小说影视化过程中颇具音乐特色的作品《孤恋花》《一把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为讨论对象,分析影视文本中涉及的音乐作品在影视表达过程中所展现的情绪助力、话题隐喻,由此深入挖掘音乐生产的时代性、历史性以及音乐叙事过程中所搭建的“台北人”在“今昔对比”的情感困顿之外更深广的精神空间与在地空间。特别是其中突出表现的两岸底层女性关于“爱”与“家”的追寻难题,以及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民族情怀、家国想象之间一次次遥远的呼应,呈现出1987年以来台湾电影人在技术、光影之外,试图通过音乐修辞传达关于“情”的经验、“家”的议题和“国”的脉络的影视叙事肌理。这也是音乐语言超越形式结构而颇具现实意义的重要修辞面向。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异类”

“异类”是白先勇小说中一类重要的人物形象。在《台北人》《纽约客》《孽子》三部作品中,白先勇分别从政治、文化、道德角度出发,塑造了流离中国台北的内地人、挣扎在文化认同危机漩涡中的海外华人,以及受到社会家庭双重抛弃的同性恋者三类“异类”形象。“异类”形象的诞生既与作家个人经历有关,也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但作者所呼吁的以“超越时代的永恒人性”来解决“异类”问题因脱离特定时空背景而难以实现。

现代派艺术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论白先勇短篇小说艺术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的文学创作生旅伴随着译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活动而开启,他的文学理念及文学创作深受现代派影响。白先勇的文学作品惯用象征、意识流以及畸变等艺术手法,同时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东、西方文化的交汇更是白先勇文学的显著标识。现代派艺术手法附着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之上,这使得白先勇文学世界兼具了民族性与世界性。

从时空错位的身份重构论白先勇小说《一把青》的生命救赎

白先勇小说《一把青》写出20世纪40年代外省族群颠沛流离到中国台北的地方想象。以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结合文学地理的空间角度做文本探讨。主人翁朱青因国共内战被迫从南京迁移到中国台北生活,身为军眷的她,从历经丧夫之痛的彷徨无助到成为军中炙手可热的交际花。本论文借由其后殖民主义理论里的“阈限空间”概念,分析小说角色在空间移动过程的身体书写,进一步从空间的错位试图找寻朱青“他者身份”的重构,终于使她在大时代的纷乱里完成自我生命的救赎旅程。

白先勇对昆曲复兴的贡献

我与白先勇先生因昆曲结缘近二十年了。他自称昆曲义工,为了当代昆曲复兴,四处奔波,不遗余力,甚至透支人情,耽误写作(包括为他父亲立传),但锲而不舍,乐此不疲,成果辉煌,令我十分感动。十五年前的2007年,中国香港大学在北京举办过“面对世界的昆曲与《牡丹亭》”国际学术研讨会。

文化寻根视域下白先勇《台北人》中流寓者的身份重构困境研究

台湾“寻根”小说作家大多是离开大陆来到台湾的人,其在创作时面对身份、地域、时间的差异所带来的错位,以及由此引起的民族身份危机与个体文化认同的虚无感,表现为在身份重构的困境中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大陆的强烈追求欲以及求而不得的失落感。白先勇的创作在大陆与台湾这两个故乡之间架起了一座历史的桥梁,通向一条文化身份的确认之路,展现了其对大陆文化的强烈认同,对真正精神家园的追寻。本文从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众生的“千奇百怪样”切入来解读文本,真切感知小说中流寓者的多重痛苦,体会作者对文化根蒂难以追寻的感伤和惆怅,进一步探讨在多元文化冲击下民族身份认同的实现路径。

传统诗意与现代美学的交构——论白先勇小说的叙事艺术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既赓续了古典文学传统的诗性,又显示出对现代小说技法的沿习,以传统诗意和现代美学的交构生成了个人化特质浓郁的美学风格。从叙事学的角度观照白先勇的小说,对于认知现代文学的艺术渊源与思想结构具有独特的意义。以白先勇小说中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现代小说技法的融入和叙事视角的运用为切入点,探析白先勇小说的叙事艺术。

白先勇作品《台北人》自译本中的女性主义翻译

将性别观点引入翻译领域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汇合了翻译实践和女性主义思想,为翻译理论开辟了崭新的领域。小说集《台北人》是旅美台湾作家白先勇的代表作,该小说集描述了很多异乡人在台湾的经历和故事。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视角对白先勇作品《台北人》的自译本进行分析,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增补和劫持,彰显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女性主义立场。

白先勇《台北人》女性形象探析

《台北人》是著名作家白先勇的经典之作。小说塑造了多个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由于自身经历影响,白先勇对女性有着独特的看法。本文着眼于《台北人》中的女性人物,通过分析不同女性的形象,再结合她们的悲剧命运,总结作者的女性观。

以亚里士多德“情节中心”悲剧理论分析白先勇《一把青》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完整的悲剧定义,并阐述了悲剧“情节中心论”的必要性。为了进一步展示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在实践中的深刻含义,本文将从悲剧“情节中心论”中的突转、发现与苦难这三个角度,解析白先勇所著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的《一把青》一文,以此激发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思考。

呼唤中华文艺复兴——“白先勇与汉语新文学的世界影响”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澳门大学授予白先勇荣誉博士学位并举办"白先勇与汉语新文学的世界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文除搜集并呈现一些背景材料外,主要是著名作家白先勇和会议召集人朱寿桐在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论白先勇的文化乡愁──从《台北人》、《纽约客》谈起

在白先勇的《台北人》与《纽约客》中普遍存在的乡愁，实际上包括小乡愁、大乡愁与文化乡愁三种类型。这三类乡愁在境界上是有层次之别的，即小乡愁大抵指向“家”，大乡愁多半指向“国”，而文化乡愁更加侧重涵盖广远的“文化传统”，三者之间不仅在景、物、情上存在着由小到大、由具体到概括这一逐步递进的序列，而且在境界上也存在着由微观到宏观、由具象到抽象这一逐步上升的层级，从而使他的小说创作意蕴丰富、色彩斑斓。

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现象

白先勇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热演两岸三地,走红大江南北,有着明显的白先勇个人因素。青春版《牡丹亭》是白先勇圆“文化复兴”的梦;白先勇制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因为《牡丹亭》是古典昆曲名剧,还因为他认同汤显祖的爱情理念,认同杜丽娘这位“情圣”的心理;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和演出,是白先勇追求完美的表现。

论白先勇惯习的形成及其对《台北人》英译的建构

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方兴未艾。文章从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出发,探索白先勇文学惯习和翻译惯习的形成、特点与相互关系,揭示其翻译惯习形成是"结构化"了的结构以及这种惯习在其翻译活动中的"结构化"作用。然后以《台北人》为例,印证该翻译文本是白先勇的文学惯习和翻译惯习协同《台北人》译者群体惯习的"结构化",这种"结构"通过翻译场域进一步"结构化"社会,完成个体与社会的互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