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以后日本在沪苏杭地区的经济扩张——以大东公司内河航运活动为例

清政府因《马关条约》被迫向外国开放内河后,长期规觎中国内陆广阔市场的曰本民间资本,于列强中率先染指苏沪杭地区之内河航运业。1896年,白岩龙平创办的大东公司正式开辟沪苏线。此后在本国政府大力奥援下,又借“护邮”名义相继开辟沪杭、苏杭线,由此形成沪苏杭“小三角航线”。不仅如此,大东公司更利用“庚子事变”后中日新商约谈判之机,积极谋求日人在汽轮停靠各港及沿岸城市居住、经商之权。有政府巨额资助且受不平等条约保护的大东公司,在与华商同业的减价“商战”中逐步取得优势地位。1903年与戴生昌、招商局缔结的齐价合同中,大东更得以垄断苏(湖)杭线,成为最大获利方。

戊戌后唐才常一派入湘舉辦“學、報二事”之底藴 新見林圭致重田友介手劄考釋

近見西泠印社拍品“唐才常、林圭致梁啓超等有關戊戌政變及籌備自立軍的重要信札二通”,寫作時間介於戊戌政變與庚子自立軍之役之間,所載信息對維新派人士當時“尋求新出路”努力和挫折有相當紀實且生動的反映,多可補既有認識之不足。唐才常致梁啓超手札内述戊戌政變后“湘省近來大不安静”各情事及其本人自日本返國后“周歷吴楚”經過。林圭致重田友介手札寫作時間與唐札銜接,所言入湘舉辦“學、報二事”與唐才常在滬“廣糾氣類,期有大功”密切關聯,而唐才常周邊宗方小太郎、白岩龍平、田野橘次等不同背景的日本人均牽涉其中,且各有表現。所謂“湖南起義計劃”稍縱即逝,折射的不僅是清朝維新派醞釀、發起運動的一個片段,也可謂當時日本人介入和干預中國“革命”之形態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