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传教士汉学家对《诗经》的译介与研究——以马若瑟、白晋、韩国英为例

中国古典诗歌西传法国和欧洲,得益于18世纪知识渊博、汉学水平、文学造诣俱佳的传教士汉学家率先译介与引进。本文仅以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5)、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神父译介《诗经》为例,对其诗译文本进行举证考析、解读,便可见出,《诗经》西渐法国(欧洲)初期,如何受制于译介者的传教布道的宗旨而形成其诗译的成败得失,以及中国诗歌(文学)西传法国和欧洲旅程中如何伴随18世纪传教士汉学的生成、发展而发展的某些特点。

索隐派的代表人物白晋沉寂研究

白晋是法国来华传教士的代表性人物,在康熙的支持下,他长年从事《易经》研究。在《易经》的研究中,他沿着欧洲索隐派神学传统,开创了对《易经》的索隐派解释,将《易经》与《圣经》合一解释,企图用这种方法化解礼仪之争以来天主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白晋的做法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引起争论。最终,虽然康熙仍然支持白晋继续研读《易经》,但白晋的全部作品在耶稣会内部遭到了封杀,白晋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沉寂了。依据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重要文献,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研究。

白晋与西医东渐

明清之际,数位西方来华传教士通过编译等形式将当时的西方医学介绍至我国,其中包括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张诚、巴多明等人。本文集中梳理了白晋在满文版《格体全录》和《西洋药书》二书编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两种书的流传与影响,从而揭示白晋在推动中西方医学交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易经》与《圣经》对话：论清初耶稣会士白晋对《蒙卦》的诠释

清初,法国耶稣会士白晋来华,获邀居于北京紫禁城,研究《易经》,积极从中寻索＂弥赛亚＂的预言,宣称中国古代圣贤早获上帝之启示,故被其同侪冠以＂索隐派＂的称号。白晋完成了十几篇《易经》的注疏,包括以汉语写成的《易稿》《易考》《易经总说》及《大易原义》等手稿,借基督宗教的神学思想解读卦象及推演义理,促成了《易经》与《圣经》较深入的对话。本文以《易稿》为研究对象,考察文本的诠释角度,审视白晋如何为《蒙卦》注入新的意义,令《蒙卦》几乎涵盖了基督宗教的整个＂救恩史＂。

白晋研《易》方法论析

伴随着第三次基督教入华,耶稣会士白晋及其弟子将研究的重点放置到对《易经》的研究上,在研《易》过程中,结合《易经》的文本经义以及具体语境,从《圣经》与《易经》的历史同源追溯、汉字的字义拆分分析、数理图像的比较解读以及文本的义理互释等方面对白晋易学研究方法进行论述,通过方法论的建构将《圣经》的思想与中华传统经典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思想上的理论创新。

《清初耶稣会士白晋〈易经〉残稿选注》简介

《清初耶稣会士白晋〈易经〉残稿选注》,黎子鹏编注,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出版。本书从梵蒂冈图书馆收藏的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易经》研究中文手稿中,选择较具代表性者进行整理,共分三编:第一编《大易原义内篇》(馆藏号Borgia Cinese317.9),第二编《易稿》(馆藏号Borgia Cinese 317.7),第三编《易引原稿》(馆藏号Borgia Cinese 317.6)与《易学外篇》(馆藏号Borgia Cinese 317.4),并以注释的形式,对白晋解《易》时所援引的中西典籍与学说予以揭示。梵蒂冈藏白晋《易经》研究手稿,乃法国传教士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5—1741)带归,初步统计至少有19部之多,但皆为抄本,勾抹涂改处甚多,内容亦杂乱重复,且受制于白晋之中文水平,文字多诘屈难通。总体而言,整理难度较大。

白晉《周易》研究與清初易學

法國來華耶穌會士白晉的《易經》研究是康熙年間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白晉的易學研究能在義理和象數兩個方面做出獨有解釋的主要原因是他對清代易學研究成果的吸收。本文從清代易學的特點、康熙對易學研究的重視以及《周易折中》的内容分析,具體介紹了白晉對清初易學研究的吸收,白晉對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易學書籍的閱讀證明了這一點。

康熙帝与西洋科学

清圣祖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君主。他作为清代(1644-1911)的第二个皇帝,于1662-1722年君临天下达61年,为有清268年的封建统治奠定了基础。康熙帝统治时期,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和相当强盛统一的封建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顶点。康熙帝作为强有力的封建帝王。

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试析

康熙帝在中国历史上开创性地任用西士于朝廷和宫中。西士是西洋传教士中被康熙帝任用的人士,令他们发挥西方科技艺术特长。康熙帝用西士供职钦天监,制作历法;铸造西洋火炮;予西士兵部职衔、文书,参与外交谈判和出使西洋;用皇帝特别派遣名义出使外国及教廷;派往全国各地测绘地图;为修纂大型图书提供资料;从事西医书籍翻译和医药研制、治疗疾病;制作提供欣赏的艺术品;还有一些零星差事,如主持京师赈灾事务。康熙帝之所以赋予西士各项使命,是国家政务和个人爱好需要的结合:制定科学历法是以农立国的君主所需要;同俄国订立边界条约及测绘舆图是为巩固疆域、保守国土;借助西方科学知识从文化上压抑汉臣;生活上享受西士所带来的西方科技、医疗成果。康熙帝一度允许天主教传教,促成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黄金时期的出现;开创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外签订正式条约的先例;开创性地招募国际人才,令后世颇可师法。康熙帝也是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开创者,留下启迪后人的文化遗产。

宗教利益至上：传教史视野下的“安菲特利特号”首航中国若干问题考察

1698年,法国商船"安菲特利特号"首航中国,这是法国商业公司首次来华贸易。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不仅促成了这次远航,而且几乎包办了法方与中方最初的交涉事务,还把商船改成御船。白晋的这一系列行为蕴含了明显的传教动机,意在为法国耶稣会这个独立的对华传教组织创造有利条件。结果是,他一方面给儒尔丹中国公司谋取了大量优惠,另一方面又给它在华贸易制造了很多麻烦。对传教士而言,宗教利益永远高于商业利益。

宗教、政治与文化:索隐派与来华传教士的易学研究

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红楼梦》中的外来文化

中国在十六世纪初以前,约于明代中期,主张“贡舶贸易”与“进贡通市”(《明史·日本传》卷322),郑和八下西洋,在贸易、外文、军事等方面,刚柔相济,恩威兼施,但至清初,则一反明代所为,奉行“海禁”政策,“片板不准下海”,海外贸易,一蹶不振。直至1684年,康熙独具灼见,海禁始开,钦定广州、漳州、宁波、

西学与清初思想的变迁

从晚明的王学到清初的考据学,中国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理解这种巨大的思想变化学术界多有议论。文章从西学与清初的科学思潮,西学与清初考据派,西学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三个方面深入地分析了从晚明到清初思想变迁的实际历史过程。说明了西学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所以被接受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中国思想文化有了这种内在需要,传教士所介绍的学术和思想只是作为外部原因才发挥了作用。

中国索隐派与西方易学研究的兴起

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康熙与自然科学

在17世纪,世界上几乎同时出现了三个伟大的帝王,他们是中国的康熙皇帝(1654—1772,1662即位)、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和俄国的彼得一世(1672—1725)。他们鼎足而立,各以自己的气魄、才智和权威谱写出璀灿的历史篇章。康熙虽与他们未曾谋面,却与他们打过不寻常的交道。康熙的雄才大略和武功文治,在中国历代中央集权的帝王中是颇为罕见的。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智擒权臣鳌拜,继而果敢地铲除了三藩的割据,统一了台湾,击败沙俄的侵扰。

莱布尼茨和中国

莱布尼茨是第一个真正对中国有兴趣,毕生努力要瞭解中国,并在晚年写了一部关于中国哲学的书的一流西方思想家。然而,多年来,除了在证明中国文化对欧洲产生过“很大影响”时引用他赞扬中国的话外,国内真正深入研究莱布尼茨与中国的文献绝少见到。两年前。德国 Vittorio Kloster-mann 出版社以《莱布尼茨与中国的通信》为题,

康熙帝与满族第一部医学译著《钦定骼体全录》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自十七世纪初登上历史舞台,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以康熙为代表的满族上层人物,开创了清初文化兴盛局面。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知识渊博的开明皇帝。他一生上自天文、历法,下迨数学、地理、生物、医学、美术、音乐无所不研究,是历代帝王中少见的。就其医学而言,他不仅通晓我国传统的中医药学,而且又热衷于西方医药知识。《钦定骼体全录》一书就是他在学习、研究西方医学解剖学后,命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用满文译著的一部解剖学专著,为西方医学解剖学正式引进我国的嚆矢。然而有关这部书的历史肯景,及医学体系渊源鲜为人知,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与耶稣会士

1689年9月7日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距今整整三百周年了。这个条约是中国与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而订立的中俄第一个边界条约。条约的各项内容基本上是平等的,它对中俄双方都有好处。中国出席这次谈判签约的使团首席代表是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使团第二名代表是都统、国舅佟国纲。使团成员有黑龙江将军萨布素。

法国第二批传教士、路易十四与康熙

清康熙皇帝和法王路易十四是东方和西方在十七、十八世纪出现过的两位著名君主。路易十四于一六四三年继承王位,当时他年仅五岁,并不掌有朝政实权,直至1661年,其教父马萨林(Maarin)死后,二十三岁的路易十四才真正成了“太阳王”。而此时在中国,顺治因患痘疹而卒,八岁的玄烨——康熙皇帝于1662年登台。在这一偶然巧合的时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