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阁会议与白虎观会议性质新探

对于西汉时的石渠阁会议与东汉时的白虎观会议,学界大多认为是宣、章二帝为了统一经义、统一经学而召开的。然而经过考证可以发现,宣、章二帝并没有统一经义的意愿,两次会议也绝非是为统一经义而召开,它们只是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而已。在会议上,学者各持己见、互相辩难,即使不敌,其学说也并不会被罢黜、被取缔。

白虎观会议和《白虎议奏》、《白虎通义》之关系考

白虎观会议在东汉政治史、思想史、经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详加辨析,发现白虎观会议并非只有一次,而是在明帝永平元年和章帝建初四年各召开过一次;永平元年会议后诸儒据《谷梁传》著《白虎通义》,建初四年会议后则编撰《白虎议奏》.后人误将二者混为一谈.

白虎观会议次数及成果考

学术界对白虎观会议的次数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会议成果亦有《白虎通》《白虎通德论》《白虎议奏》《白虎通义》诸多歧名。从传世史料及各家主要论断出发,详溯历代文献引证情况,不难发现白虎观会议成果本名为《白虎通》,《白虎通义》实为后世衍字所误书名,《白虎通德论》《白虎议奏》另有所指,会议次数仅有一次。

白虎观会议与东汉政权苟延

白虎观会议与东汉政权苟延汤其领白虎观会议是东汉章帝在京都洛阳白虎观亲自主持召开的一次讨论五经同异的经学会议。这次会议不仅规模大，历时长，而且影响至深。它不仅解决了自西汉末年以来今古文经长期争斗的矛盾，而且对圣人之道、五经大义进行了阐发和升华，在重大问...

白虎观会议和《白虎议奏》、《白虎通义》之关系考

本文以史料为佐证,对白虎观会议、《白虎议奏》及《白虎通义》之关系加以考证。认为白虎观会议是东汉时的儒家经学诸子组织召开的经学研讨会,《白虎议奏》是这次会议争论内容的整理编撰之集,《白虎通义》实质乃《白虎议奏》别称。

从白虎观会议和《白虎通》看儒学的反动本质

公元七十九年(东汉章帝建初四年),一群反动儒生麕集于洛阳白虎观地方,“讲论五经同异”,汉章帝“亲临称制”,“连月乃罢”(《后汉书·儒林传》),这就是所谓的“白虎观会议”。在这次清一色的儒家黑会上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撰集成书,这就是所谓的《白虎通》(又名《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和《白虎通》

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

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王保顶董仲舒的五德终始学说为刘汉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循环不已的五德终始动性体系也为王莽代汉准备了逻辑基础。东汉建立之后，惩于前汉亡国的教训，对五德终始学说进行改造，使原本用于说明朝代更替、政权嬗变的动性体系变为规定封建...

汉代经学教育述评

汉代经学教育制度的形成儒家经学成为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儒家经籍最初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统称六经,其中《乐》经早佚,也有人《乐》本无经。所经实际上只有五经。古代的今文经学家认为五经全出于孔子之手,古文经学家则认为五经古已有之,孔子只不过是'述而不作'罢了,这两种观点都带有片面性。但孔子确实进行了大量的编纂、修订工作,并以此作为教学内容,如《史记》中所记载的:'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因此。

儒学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悠久的中华文明为深厚土壤的。这意味着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得启示。中国传统社会在汉代以后的2000多年里,尽管改朝换代的悲喜剧一幕又一幕,但是儒学作为核心价值却一直没有变,儒学始终指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和个人,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借用理学家的话来说,就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泰皇最贵”书证

泰皇应是伏羲。秦始皇帝君臣廷议判定"泰皇最贵"的依据应可有三:首画八卦,为《周易古经》的原创者,上古诸多发明均取意于《周易古经》,与伏羲直接相关;教民结绳织网,捕鱼猎兽,成为渔祖猎宗;始画八卦,造书契,用刻画记事取代结绳之政,由此产生上古帝王文籍。伏羲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东方苍龙。以伏羲居首位的三皇五帝上古史体系,始决于公元前221年秦咸阳宫廷议,定谳于公元78年东汉白虎观会议。唐代司马贞增补《三皇本纪》,使《史记》"三皇五帝"上古史体系臻于完整。

《白虎通义》成书及其性质考论

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及由此而结集的《白虎通义》,在中国经学史、政治思想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学术活动。由于种种原因,其成书过程、撰著者存在不少争议,而《白虎通义》的传本,历来希见。对于《白虎通义》思想性质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三个观点:封建法典;宗教神学;礼典。《白虎通义》作为封建法典的性质是侧重于规定其政治意义,作为宗教神学的性质是侧重于规定其理论渊源,而作为礼典的性质是侧重于剖判其内容体系。《白虎通义》作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宪章性文献,其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知识形态的王权规划——论东汉前期的意识形态策略

东汉前期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得以空前增强,是通过王权对知识形态的规划来实现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对儒学的提倡,为士人确立正面榜样,以达到对他们的引诱与规划之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宣布图谶于天下",对思想进行强制性规划,为知识者提供一套不可逾越的参照系;再者,通过白虎观会议,议定意识形态标准,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对各种知识形态进行重新界定,使之服务于帝王意志。

秦汉史学和秦汉政治

秦汉时期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应深入研究。本文认为,秦皇朝因害怕人们“非今”,焚烧六国史书,而秦刻石大力宣扬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这种以封建政治控制史学的政策对以后历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君臣极其重视总结秦亡教训,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个强盛的朝代,实与重视反思历史的智慧有关。汉武帝独尊儒术,表明儒学与封建统治紧密结合。至宣帝石渠阁会议、章帝白虎观会议,皇帝亲临决定经义异同,更标志封建主义对史学的统制达到强化的阶段。

汉代儒学的神学化

为适应汉代政治统治的需要,儒学在汉代与王权政治紧密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儒学的神学化理论宣扬君权至上,神化三纲五常,通过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学说建立起来,在东汉谶纬神学盛行的土壤上,迅速被统治者重视,使之不断上升为国家意识,最终在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完成。在这一过程中神权与王权、宗教预言与政治预言的结合和相互作用是值得注意的。

班固的文学思想

班固(公元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初著名史家及文学家。著《汉书》及诗赋文章数十篇,后人辑有《班兰台集》。曾参加讨论与整理儒经的白虎观会议,奉诏记录、整理了《白虎通义》。据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及《汉书·叙传》载,他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刻苦学习,“九岁能属文,诵诗赋”;长大后,学无常师,博览典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融会贯通,成一家言。其父彪曾续《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未成而卒。

两汉博士家法株生原因论略

前汉宣帝甘露年间的石渠阁会议及后汉章帝建初年间由皇帝亲自主持、汇集当时各主要经学派别代表人物参加的白虎观会议,都是朝廷鉴于经说异歧日众而召集的,用意是制定官方统一的标准经学教案,使之永垂定制,下不得越限,再生歧说。但是,“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家法学者日盛”,家法还是如雨后春笋般地蕃生了。

试论汉代儒学的复兴

汉初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制度疏阔导致中央政治权力削弱，思想混乱引起社会道德水平偏低。面对这种政治形势，汉武帝表示要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政治策略。董仲舒连上三策，系统地论述了儒学和儒术可以根治汉代政治难题。汉代儒学从此得到复兴。但儒学的复兴是一个政治化过程。从天人三策到白虎观会议，儒学不断改变并被国教化。它表明像儒学这样的思想学说，即使对解决社会问题有一定作用，只要与政治相结合，就不能不发生变革。

今本《白虎通义》真伪考

今本《白虎通义》真伪考雷戈在整个经学史上，《白虎通义》可以说是一部颇不为人所怀疑的经学著作。从古代到近代，除了周广业、庄述祖和近人孙冶让三人对《白虎通义》作过一些形式的考辨（诸如篇卷的多寡、名称的异同、版本的流传）之外，只有宋代的朱翌（＂政和中登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