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关系论

汉语构成在中国古代是白话与文言并存,文言是主体,白话是补充。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但并不否定文言文,“废除”的不是文言文,而是文言文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文言文在当时都不可能被禁止和弃用,也不应该被禁止和弃用。文言与白话在五四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地位变化:白话文最初是争合法地位,后来是争主体地位,维持主体地位;文言文最初是保主体地位,后来是争合法地位,保应用上的“一席之地”。五四时期语言“保守派”从来不否认白话文,他们只是反对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激进派”从来不否定文言文,他们只是提倡在白话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语”,他们反对的是文言文的汉语主体地位。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白话与文言都不是互相排斥、“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主次分明、相辅相成、并存竞争关系。

文本固化与类别偏移:宋元白话小说的文本变迁及其影响

依托于标志性的宋元讲史家话本以及小说家话本的分回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说话伎艺现场分回的基本状貌,也能以此为基础对于现存文本中的“每一回”做出更为清晰的观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来自宋元的小说家话本都是短篇的作品,可这只是它们被文本固化后的形态,在说话伎艺的表演场上,由于要分回演述,这些作品都应有更长的篇幅。这些作品都分属小说家下的八个类别,但由于表演的故事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在篇幅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类别归属在文本中也会发生偏移。我们既不能以现存文本的状况质疑宋元时期这些小说所属的类别,同时也应正视文本固化后这种类别偏移的现实,而这其实也是世情小说得以最终出现的重要因缘和契机。

“白话文”非“文艺大众化”之源辨

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意义重大。但是若将“白话文”视为“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源头,却并非一种历史事实。因为“白话”是一种“口语”,而“白话文”则是一种“文字”和“文法”。对于底层社会不识字的平民大众而言,他们欣赏“艺术”主要是通过“看”和“听”,其“大众化”的表现特征一直都客观存在;但“文学”却需要“阅读”,必须首先解决识字问题,才能通过文字去欣赏“文学”。由于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只单方面强调“文”的意义,既没有考虑到“文”与大众之间存在的隔阂,更没有提出如何去解决“文”之大众化的有效方案,所以,无论是晚清还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始终都是在知识分子场域内自我循环,不仅没有同“文艺大众化”运动发生直接关系,反倒是在“我们”(知识分子)与“他们”(平民百姓)之间重新挖掘出了一条难以逾越的思想鸿沟。

“白话文百人百论”二十四 白话文百人百论之李健吾、李长之、傅雷

李健吾,李健吾有一个笔名曰刘西渭,他的三个主要身份翻译家、批评家和剧作家,几乎令人无法视作同一人,如果加上小说家、散文家、演员和导演,他就更不可思议了。1906年生于山西运城(安邑)的李健吾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父亲李岐山毕业于山西大学,辛亥革命后任山西第一混成旅旅长,受到阎锡山迫害,后讨伐袁世凯,任段祺瑞政府陆军部少将谘议,1920年被陕西督军陈树藩派兵暗杀。

“白话文百人百论”二十白话文百人百论之: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

朱自清提起朱自清的名字,几乎人人熟悉,散文《背影》《荷塘月色》《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及散文诗《匆匆》许多人可以背诵出来。散文家朱自清认为自己以国学为志业,而以文学为娱乐。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可以概括为“注重新旧文学与中外文学的融合”。其散文风格被概括为“词不迫切,意无不达,清新朴素,简洁自然的独特风格”(季镇淮)。郁达夫说:“以江北人的坚忍的头脑,能写出江南风景似的秀丽的文章来者,大约是因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缘故。”

白话文百人百论之刘永济、龙榆生、梁实秋

刘永济刘永济,字弘度,湖南新宁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祖父刘长佑是湘军名将,做过直隶总督和云贵总督,他出生时祖父过世,家道中落。父亲刘思谦在云南和广东做过几任知县。刘永济少年颖异,六岁始读书。“我家有一书楼,四部的书,收藏很富。我幼年就喜欢乱翻乱看,没有目的,也没有计划。”

“白话文百人百论”二十二 白话文百人百论之郭绍虞、顾随、台静农

郭绍虞1918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人发起成立了一个学生团体新潮社,《新潮》月刊在1919年1月1日创刊,成为与《新青年》齐名的刊物。《新潮》的《发刊旨趣书》言其办刊宗旨是要引导中国文化“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而对“桎梏行为、宰割心性”的旧时代发起攻击;唤起群众对学术的爱好心;培养青年学子“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从“不避俗字”到“力避文言”:胡适白话书写中的自我审查研究

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白话代文言的白话文运动是以语言的形式展示新文化的民主自由。胡适以倡导“不避俗字俗语”的白话文著称于世,但在理论倡导与写作实践中,存在着“力避文言”的自我书写审查。本文拟对五四时期白话文学创作中“力避文言”的偏至理念进行专题探讨,深入分析胡适在白话书写的理论实践中存在的自我审查的问题,剖析这种“力避文言”的自我审查对五四时期乃至整个20世纪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元白话语言接触研究综述

由于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得元白话表现出独特的语言接触面貌。目前在语法和词汇方面,学界对其研究可以说表现为从断代的静态描写到历时的动态描写,从文献的混同分析到分类对照考察,且逐渐兼顾汉语本身演变规律和语言融合因素的双重影响。不过研究成果虽多,但也存在研究广度欠缺、研究视域狭窄,对内在机制动因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站在长城地带北方话语言接触底层研究的视角上,认为“汉儿言语”并非某个朝代所独有,至少在魏晋南北朝以来不断发展递变,在长城内外已构成“汉儿言语联盟”。站在北方话发展历史的角度观照“汉儿言语”“辽代汉儿言语”“蒙式汉语”“满式汉语”等均是其不同时代的变体。理清这一汉语发展脉络,对我们认识汉语基础方言的演变、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文白互参,举体示法:《言文对照作文新范》述论

刘铁冷编纂的《言文对照作文新范》是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时代背景中诞生的一部写作教科书。以该书为个案,可以考察时代潮流对作者写作教学主张的影响,也可以探析该书的内容和形式反映的时代变化。其中“言文对照”正是适应了推行白话文的主张所做出的教学实践,“举体示法”也显示出时代转型期文体分类与写作教学的变化,如新旧文体并列,“实际文体”与“教学文体”并存。这些都能较具体地反映此期写作教育的情况。

江户时期中国白话小说批评的传入及其影响

江户中期以前,有20多种白话小说评点本传入日本。在白话小说序跋评点的影响下,“小说”的外延逐渐从目录学上的子部一家扩展到“三言二拍”“四大奇书”等白话作品,以及《英草纸》《椿说弓张月》之类的日式读本,很多文人开始思考中日叙事文学的共性特征。白话小说翻刻、翻译本开始出现长篇序跋,小说观念逐渐从征实劝善衍化到崇俗尚奇,小说在书籍目录中的位置,从笼统的“外典”演变为专门的子目。江户前期历史演义的译者大多寂寂无名,而江户后期小说译者往往是一代英杰,借助白话小说的赏鉴、译解,组成紧密的交游圈。他们不大承担劝善惩恶的道德责任,却更看重小说对日常世态人心的描摹,以及文辞叙事中的奇警之趣。

五四白话文论争再阐释

五四白话文的反对者主要基于一种共同性文化立场,即中国古代文学雅俗格局之中“雅”文学的立场。不同反对者构成的思维逻辑的内部,明显有着一个从经学话语到美学话语的嬗变。杜亚泉在1919年12月《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上有《论通俗文》一篇,显现出五四白话文论争之中反对者所形成的整体而有机的视野与逻辑。对于五四时期白话文一系列的论争,新文化阵营方面在论争之中的心态,是无比的轻松与居高临下,甚至于让人感到是因为他们需要论争扩大影响而主动挑起论争,显示出了一种鲜明的时代性情感态度。

实验主义与白话文学运动

实验主义是贯穿白话文学运动的思想脉络之一。正是得益于实验主义大胆假设的问题意识以及实事求是的践行策略,白话文学运动才收获了巨大成功。但是,实验主义虽长于问题的研究,却短于主义的总结,是没有主义的主义,未能对中国语言文学的本质在理论上给予真切观照。所行非所知,实验主义的成功带有一定侥幸成分。白话文学运动实际上拆解了文言与中国文学之间凝定的封闭结构,使白话文得以接收文言文的旧领地,与新文学平行相遇,白话文学最终才得以成立。

清末白话报刊与新文学读者的产生

清末白话报刊对文学革命及新文学的影响,除了作家和作品之外,对新式读者的培养是非常重要而往往被忽略的一个方面。清末白话报刊的读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粗通文字、散落在各行业与阶层的普通读者,他们成为新兴媒介的最大支持者;二是大中小学校的学生、政府衙门中的公务人员、新军中的军人等社会团体的读者;三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正是清末白话报刊培养的这批新型读者,才使新文学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

五四时代之“风火轮”:高语罕的《白话书信》与新文化传播

高语罕编写的《白话书信》,内容新颖、风格独特,是其在五四时期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作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力作,该书先后发行10万多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该书关切劳苦大众,向往民主政治,期待社会革命,主张男女共学、婚恋自由,提倡为增进人类幸福而奋斗,在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推动了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安徽乃至全国的传播,为众多青年学子指引了人生的方向。

粤西吴川土白话与北海白话的一致性探究

吴川土白话与北海话相关论著材料的比较表明,基于两者的语言事实,吴川土白话和北海话语音、词汇面貌很接近。吴川话与北海话在语言文化方面其实存在密切联系。两者在具有差异的表征下其实具有一致性,且并非由于两者均属于粤方言,而是另有原因,包括历史行政区划、人口迁徙等方面深层次的联系。

现代汉语中的“连A带B”结构——以白话文经典作家老舍中文小说语料库为依据

通过对老舍小说语言的考察分析,可以发现现代汉语中“连A带B”短语结构的功能特点。在现代汉语中,能够进入“连A带B”这种格式的A、B位置的,词性必须一致,共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区别词、不成词语素和短语7种。这种格式构成的形式和出现例次以四字语为主。名词性的“连A带B”短语,由名词、代词、区别词、名词性不成词语素和名词性短语构成,表示“处于同一时空语境中互相关联的两项不同事物(同时如何)”的意思;由表示相对或反义的形容词构成的,统指“具有A、B性质的同类人或事物(同时如何)”;动词性“连A带B”短语,进入A、B位置的必须是表示主观意志可以控制的动作的自主动词,整个“连A带B”短语表示“由同一主体发出的同类的紧接或同时发生的动作”意思;形容词性“连A带B”短语,都是由表示负向不如意性质、状态的形容词构成,表示“同一主体(主事)同时具有的两种不如意的状态”。

白话小说单元整体教学探析

白话小说是说书艺人表演的底本,开创了明清时期各种优秀长篇小说出现的先河。统编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白话小说单元旨在引导学生了解中国古典小说的魅力与艺术成就,体会古典小说的丰富文化内涵,促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教学时,笔者基于单元整体教学理念,设计了“梳理情节感形象、分析人物论主旨、分层作业提认知”三个教学板块。

梧州城区白话完整体助词“啊”的语法特征及来源探究

"啊"是梧州城区白话中常见的完成体助词,其单用时常紧跟在动词之后,表完成义,是典型的完整体助词。梧州城区白话"啊"与广州话"咗"在语法特征上相似度很高,跟普通话"了_(1)"相比差别不大,但在与否定词的组合以及出现在句末时,与"了_(1)"存在差异。从完整体助词的语法化路径来看,梧州城区白话"啊"在语法特征上高度语法化,语音上虚化程度也很高。梧州城区白话"啊"与周边粤西北粤语"高平/高降"调型"啊"完整体助词应是同一类,其语源是在近代广州话以及现在的珠三角中心地区流行的"哓(休)"。广府片权威方言的影响、近代以来珠三角地区居民往粤西北地区的迁移,使得"哓"进入当地方言中,经过语法化演变成为"啊"。

南宁白话与广州话是非问句比较研究

广州话是粤语的典型代表,南宁白话的疑问句既体现了粤语的一些典型特点,自身也独具特色。具体来说,南宁白话是非问句表达疑问的方式与广州话基本相同,都是利用语气词和语调两种手段表达疑问,两者差异主要体现在句末疑问语气词上。广州话的疑问语气词功能较单一,而南宁白话疑问语气词承担的功能较多,主要由于南宁白话所处的语言环境较复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是非疑问语气词。另外南宁白话有“冇mu^(24-33)、盟m^(21)”放句末的疑问句形式,被认为是反复问句向是非问句过渡的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