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活价值与经典化建构——《分类白话诗选》的范式意义

新诗选本的开山之作《分类白话诗选》旁搜远绍,内容丰富,较为完备,却被朱自清贬低“大约只是杂凑而成,说不上‘选’字”。《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既有交集,也有功能定位和选源、选时、选域等差异。《分类白话诗选》注重新诗多元共生和元气淋漓,《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将共时性的展示转变为历时性的经典建构。《分类白话诗选》的编选理念和范式意义被忽视和误解,理应得到如实评价。

非归化非异化:胡适白话诗翻译中的双重偏离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从翻译理论出发,对于归化和异化翻译路线是否非此即彼存在争议。以胡适的白话诗翻译为例,从翻译实践出发进行分析,发现胡适的白话诗翻译是既非归化也非异化的。由于胡适的白话译诗以推动文学改良为目标,其翻译均不是归化的,偏离了中国传统诗歌。同时,它们也不是异化的,同样偏离了原语诗歌。在方法层面,其白话译诗以“白话”为中心;在策略层面,其以“诗体的解放”为中心;在伦理层面,胡适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文言一致”为中心。最终,胡适的白话诗翻译实现了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原诗的双重偏离。

白话文与大众文

昨天在商务印书馆"里把《胡适论学近著》翻了一翻,内面有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大众语在哪儿?》这个我可以简单的说一句:大众语在大众的嘴巴上。胡先生或者要驳我说:白话不也是嘴巴讲的吗?这个我又可以简单的说一句:白话在小众的嘴巴上。说得正确些,白话已经从小众的嘴巴跳到小众的笔头上去了。近年来的白话诗和白话文,嘴巴念起来,连小众也听不懂。胡先生又可以说:这不是一个语言文字的问题,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他并且具体的指出一个方法,说:我们如果真有心做大众语的文章,最好的训练是时时想象自己站在无线电发音机面前向那绝大多数的农村老百姓说话,要字字句句他们都听得懂;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众;说一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

唐代的白话诗派

唐代诗坛上存在着一个游离与主流诗歌之外的白话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白话诗派的代表诗人有王梵志、寒山和庞居士等等。“王梵志诗”是民间众多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和,寒山诗歌具备了民间诗歌、文人诗歌和佛教诗歌的多重性格,庞居士则是南宗禅影响下的歌偈大师。唐代白话诗派不仅开创了我国大规模的佛教文学运动,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白话通俗文学的演进。

从“白话”到“口语”:百年新诗反思的一个路径

从"白话诗"的初创,历经战争风雨和政治风云的沧桑磨难,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语诗"的兴起,这条清晰的线索构成了反思百年新诗的一个路径。"白话诗"是在西方话语的巨大冲击下,出于中国现实巨变之急需,在历史进化论和工具理性思维的主导下,强行"剖腹"诞生的,带有"先天不足"的病灶,后天又在严酷战争环境和极端政治语境下发育成畸形,一步步沦为"口语暴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第三代诗人的努力下,白话诗才真正从过度政治化的阴影里走出来,口语诗才得以觉醒。90年代以来,在民间立场觉醒与彰显的文化背景下,"后口语诗"具有了身份自觉和理论自觉。通过百年新诗史的回眸与反思可以发现,现代汉语口语诗体基本代表了一种富有生命活力和汉语诗性智慧的本土性路向。

论惠特曼自由诗对胡适白话诗的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与惠特曼开创自由诗有着相似的历史语境,二者都是在文学代变的关口,分别承担起了中美诗歌变革史上除旧布新的历史使命。胡适提倡白话诗的目的是要推翻文言文学,建立白话的国语文学,而惠特曼则是为了冲破英国文学的藩篱,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独立的美国诗歌。在白话诗诗学理论的阐述上,胡适偏取了惠特曼自由诗的分段自由、造句自由和诗歌散文化等诗歌主张。但由于白话诗发展进程的内在制约等原因,在诗歌的意境和风格上,胡适对惠特曼自由诗的接受并不明显。

论胡适改称“白话诗”为“新诗”

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改称,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反映了胡适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现代诗歌命名问题的不同认识,其中涉及两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各自的含义及其间之关系、改称的原因及结果等诸多问题,而探讨胡适的相关观点是解释这一事件的关键。

从“白话诗”到“新诗”

本文讨论五四诗歌革新运动中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演变过程。认为在"白话诗"时期,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寻求突破,致力于"工具"的改革和形式的解放;到了"新诗"时期才改变自己的写作背景和思想艺术资源,在内容、诗体、修辞上全面接受西方的影响。

由《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看早期新诗翻译与创作

《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是20世纪前期最早出现的新诗选集之一,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新诗翻译与创作的概况和成就。"五四"前后的中国诗坛,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并行存在,二者彼此影响,相互促进,使早期诗歌活动收到著译相长之效。

从打油诗到白话诗

参照胡适日后公开的留学日记、私人书信等材料,是重新回溯到新诗的发生这一历史现场的有效途径。胡适尝试白话诗的原始材料与他后来的文学史叙述这两者之间存在空隙与参差之处,置身其中不难发现从打油诗到白话诗这一命名转型的轨迹,白话新诗的发生与方言入诗的内在关联也由此得到呈现。

历史螺旋中的初期白话诗与当代口语诗

初期白话诗与当代口语诗同为文化转型期的产物 ,在反传统、口语化、平民化等方面有相同之处 ;但不同历史时期所决定的诗歌精神实质的不同造成两种诗歌观念和表现手法的巨大差异。初期白话诗以新价值取代旧价值 ,语言工具论、启蒙使命、理论思维、割裂传统导致“非诗化” ;当代口语诗的反价值、本体论语言观、个人化写作实现了人与世界在一个功能体内的平等对话 ,使诗的精神得到自由伸展 ,是更高起点上的返朴归真 。

“自然的音节”与“散文的语言”——略论华兹华斯对胡适白话诗理论的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源于他对中西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创造。但就诗歌理论而言,白话诗更多地是与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湖畔派诗歌等西方资源有着明显的关联。在诗歌语言上,华兹华斯主张"散文的语言",胡适强调"自然的音节"。文章通过对前述两条诗歌主张的对比分析,论证了胡适白话诗与华兹华斯的渊源关系。

从“枣树语句”说起——论《秋夜》的白话诗学

《野草》用最常用的字,构造出奇崛不俗的语句、幽深广漠的意蕴,使得《野草》成为现代白话文学的奇葩。根据《秋夜》的写作时间(1924年9月15日)和发表时间(1924年12月1日),它无疑都是《野草》的第一篇。

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

新诗,也曾称为白话诗、自由诗。但"新诗"一名不能标明其任何文体特征,"白话诗"古已有之,"自由诗"在格律体新诗出现之后已不能概括全部新诗。人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命名,如"现代汉诗"、"现代诗"、"语体诗"、"西诗"等,都不大得体。"胡诗"虽然比较传神,却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故这一诗体,还是叫回它最初的名称"白话诗"为宜。

论白话诗与文言诗区别的提出与转化

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区别是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为了倡导新诗反对旧体诗而提出的。白话诗与文言诗区别的转化,主要是由于胡适在《谈新诗》里改称"白话诗"为"新诗",使得这一区别部分转化为新诗与旧体诗的区别;其次是由于《白话文学史》从用语着眼而涉及诗歌内容方面的问题,使得其文言白话之分部分转化为雅俗之分。这一名称上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对汉语诗歌规律的遵循与认识。

胡适白话诗鼓吹的是与非

胡适的白话诗理论鼓吹,主要见于《文学改良刍议》《谈新诗》及《尝试集》的三篇自序。《文学改良刍议》所论"须言之有物"等八事全部与诗有关。《谈新诗》的论点有四:诗体必须大解放,诗的进化即诗体解放,新诗语言须有"音节",新诗语言须"具体"。《尝试集》自序的主要论点是:作诗如作文,文学革命毋庸置疑,打破一切枷锁镣铐,新诗的音节须顺应诗意,旧诗如缠脚新诗是天足。这些理论鼓吹,在当时无不切中时弊,待时过境迁,则无一不可质疑。

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政治背景

功能的改变带来文体的改变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革命改变了汉语 白 话 诗 及 新 诗 革 命 的 政 治 背 景 诗歌的应试、自娱功能 ,成为革命者“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 ,形式谨严、格律呆板的古代汉诗还被革命者视为保守的象征 ,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清末民初的历史形势及政治背景决定了汉语诗歌的特殊生态 ,使汉语诗歌的文体革命成为政治文化改革的先锋。新诗草创期的生态决定新诗是一个由非诗因素较多的政治及文化激进运动催生出来的“早产儿” ,因此新诗革命具有急功近利性和非诗化的诗体改革的极端性 ,决定了新诗的职能主要是为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的 ,从而奠定了新诗的基本形态 :形式上松散自由 。

唐代白话诗中的死亡认知与地狱图景

王梵志、寒山、拾得等诗人创作的白话诗频言死亡话题与地狱情节,形成了一类有别于其他诗人的书写题材,在诗歌书写范围与民间信仰承传方面别树一帜。这些白话诗深受佛教观念与民间信仰渗透,关注视角由现实空间而转移到死后空间,从士庶生活复述而变为冥界的想象与重建。白话诗撷取地狱人物、环境等画面,融入地狱使者拘捕亡魂、积累功德减免罪责等信仰观念,通过诗歌形式而构筑唐代民间信仰与地狱观念之文化图景。

从《女神》到《百花齐放》——郭沫若白话诗新论兼谈文学批评的尺度

从五四到大跃进,两个狂飙突进的时代,郭沫若于其间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更生"的轮回,在貌似"断裂"的背后,其对自我的否认与对时代的追随的创作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其中彰显的正是知识分子对"中心"话语的追求与把持,从这个角度讲,郭沫若的变又孕育于不变之中。从《女神》到《百花齐放》,应运而生的两部诗集却遭遇了迥异的命运轨迹,本文试图梳理二者在创作、传播、接受与认同等方面的异同,考察诠释在经典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反思文学批评的标准与尺度。如何在诗歌批评中把握好思想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是批评者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无论是对郭沫若还是对新诗的臧否褒贬,都要警惕或捧杀或棒喝的"话语狂欢"背后的学理性的沦丧。

论白话诗运动对新诗的文体生成及文体形态的影响

“1911年不是象某些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民主运动史上的主要转折点，它是中国将近二十年大动荡的顶点；这二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比以往许多世纪的任何二十年都要急剧。”①这二十年正是由“诗界革命”向“白话诗运动”转变时期，即白话新诗的孕育时期，在如此动荡的岁月孕育出的文体革命，自然具有强烈的极端性。新诗真正问世的20世纪10年代中后期更是中国政治、文化大革命时期和社会大动荡时期，此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巨大的转折点。政治文化上的变革必然带来文体革命的变革，